今天進行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內容是建設文化強國，目的是總結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成就，分析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對加快建設文化強國進行思考。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推動文化建設在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文化創造生機勃勃，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更加繁榮，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同時要看到，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文化強國建設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須高度重視，認真研究解決。
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強國建設作出部署，去年我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也就此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建設文化強國，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事關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事關提升國際競爭力。我們要錨定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指導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
第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我們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引領文化發展進步，帶領人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多次講過，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里最關鍵的，就是必須把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原則落實到位，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既要堅定道不變、志不改的信心和決心，又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主動識變應變求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緊緊圍繞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不斷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發展壯大主流價值、主流輿論、主流文化。
第二，著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造。要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把激發創新創造活力作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圍繞提高文化原創能力，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構筑中華文化的新高峰。要堅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結合、抓作品和抓環境相貫通，積極營造良好文化生態，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文藝民主，支持作家、藝術家和專家學者扎根生活、潛心創作，推動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持續迸發。
文化與科技相生相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用互聯網思維和信息技術改進文化創作生產流程，推動“硬件”和“軟件”全面升級，實現文化建設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涌現，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第三，始終堅持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腳于人。文化強國之“強”最終要體現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上。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著眼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增強人民群眾文化獲得感、幸福感。要重視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
文化創造核心在人。要把育人才、建隊伍作為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統籌各類人才培養，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銳意創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隊伍。要尊重人才成長規律，建立健全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文藝和學術評價體系，完善符合文化領域特點的人才選拔、培養、使用、激勵機制，營造識才、重才、愛才的良好政策環境。
第四，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賡續中華文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基因和密碼。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把歷經滄桑留下的中華文明瑰寶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和神圣使命。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文化遺產是輝煌燦爛中華文明的有力見證，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要秉持敬畏歷史、熱愛文化之心，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預原則，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加強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的整體保護和活態傳承。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加快完善法規制度體系，加強工作力量配備和管理資源整合，切實增強權威性、協同性、約束力。
?第五，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家文化影響力競爭也日趨激烈。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們必須更加主動地宣介中國主張、傳播中華文化、展示中國形象。要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加大外宣工作統籌協調力度，創新開展網絡外宣，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
開放包容是文明發展的動力源泉。近年來，我國一些文學作品、網絡游戲、網絡影視劇成功“出海”，到中國旅游成為海外民眾的新時尚，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力量、對外開放的力量。我們要強化用文化同世界對話的理念，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推動更多富有歷史文化底蘊、反映當代中國生活、具備國際文化視野的作品走出國門。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創造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建設文化強國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任務。要加強黨中央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文化建設領導管理體制機制，搞好規劃設計、統籌協調、任務分工、督促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做好干部配備、人才培養、資源投入等工作，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匯聚起文化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10月28日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求是》2025年第8期）
暮春時節，生機盎然。在中越建交75周年之際，應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同志和越南國家主席梁強同志邀請，我即將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以來第四次踏上這片美麗的土地，我期待同越南領導人暢敘友誼、共商合作，擘畫新時代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新藍圖。
中國和越南是社會主義友好鄰邦，擁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廣泛戰略利益。在探索符合各自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推進各自現代化進程中，兩黨兩國人民早年結下的深厚友誼不斷升華。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符合兩國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越命運共同體傳承于鮮明的紅色基因。兩國革命先驅攜手探尋救亡圖存道路，為世界取得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斗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廣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廣西靖西“越盟”辦事處等革命舊址是中越革命友誼的歷史見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時期，胡志明主席先后在延安、桂林、重慶、昆明等地參與和支持中國抗戰。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支持越南人民抗法斗爭，中國黨、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國正義事業。“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成為永不磨滅的紅色記憶。
中越命運共同體發軔于深厚的政治互信。近年來，我同阮富仲總書記、蘇林總書記等越南領導人多輪互訪，為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定向把舵。兩黨兩國高層密切互動，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兩黨理論研討會、邊境國防友好交流、兩國公安部合作打擊犯罪會議等機制有效運轉，兩國立法機構聯委會等高級別機制建立，兩國外交、國防、公安“3+3”戰略對話成功舉行。在許多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中越兩國立場相近、協作密切。
中越命運共同體植根于豐厚的合作沃土。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背景下，中越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更趨緊密。中國連續20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中越雙邊貿易額突破2600億美元。榴蓮、椰子等越來越多越南優質農產品走進中國千家萬戶。兩國鐵路互聯互通和智慧口岸建設有序推進，光伏、垃圾發電等清潔能源項目有力保障越南電力供應，中國企業承建的河內輕軌2號線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中越兩國相互成就、共同發展，生動詮釋了全球南方國家團結合作的意蘊。
中越命運共同體推進于密切的人文交流。這些年，中越人文交流步子越邁越大，兩國民眾越走越親。2024年中國赴越游客超過370萬人次，德天（板約）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區正式運營、多條跨境自駕游線路開通，讓“一日游兩國”成為現實。中國影視作品、電子游戲成為越南青年熱議話題，帶動越南“中文熱”持續升溫。不少越南歌曲登上中國互聯網熱搜，河粉等越南美食吸引不少中國民眾品嘗。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中國經濟迎難而上，2024年實現5%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繼續成為世界經濟重要引擎。中國新能源產業、人工智能和動畫影視全球矚目。中國將堅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世界提供更多機遇，以自身高質量發展助推各國共同發展。
亞洲是全球合作發展的高地，正站在實現整體振興新起點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將保持周邊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堅持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共同推進亞洲現代化進程。
中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越南即將開啟民族發展新紀元、朝著建黨建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中國始終將越南視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我們要全面深化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為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深化戰略互信，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壯大。要堅持高層引領，發揮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統籌協調作用，深化黨際、政府、軍隊、執法安全等對口部門合作，攜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共同維護政治安全。中方愿同越方深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共同探索和豐富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行穩致遠。
——堅持合作共贏，增進兩國人民福祉。要深化發展戰略對接，落實好兩國政府關于共建“一帶一路”與“兩廊一圈”框架對接的合作規劃，打造更多經濟、技術合作平臺。中方愿同越方推進越南北部3條標準軌鐵路項目合作，建設智慧口岸。中方歡迎更多越南優質商品進入中國市場，鼓勵更多中國企業赴越投資興業。雙方要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拓展5G、人工智能、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合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加強人文交流，拉緊民心相通紐帶。要以今年舉辦“中越人文交流年”為契機，開展豐富多元的人文交流。中方歡迎越南民眾多到中國各地“串門”，也鼓勵中國游客到越南風景名勝“打卡”。要共同辦好中越青年友好會見、邊民大聯歡等有溫度、接地氣、聚民心的人文交流活動，深挖紅色資源，講好兩國人民友好故事，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代代傳下去。
——密切多邊協作，促進亞洲繁榮振興。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積極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同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一道，捍衛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要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維護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要加強在東亞合作、瀾湄合作等機制內協調配合，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
——妥善管控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越兩國解決陸地邊界和北部灣劃界的成功實踐表明，雙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好海上問題。雙方要落實兩黨兩國高層共識，發揮好海上談判機制作用，妥善管控海上分歧，持續擴大海上合作，為最終解決爭議積累條件。要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排除干擾、聚同化異，將南海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愿同越南一道，攜手前行、繼往開來，續寫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新篇章，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人民日報》2025年4月14日第1版）
應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易卜拉欣陛下邀請，我即將對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我時隔12年再次到訪這個美麗的國家。我期待親身感受馬來西亞新發展新變化，同馬來西亞朋友暢敘友情、共話合作。
中國同馬來西亞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鄰邦。海上絲綢之路見證了兩國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切水不斷”的世代情誼隨著歷史演進愈益深厚。1300多年前，中國唐代義凈法師渡海求法途經馬來半島，首次用文字記載下古吉打王國歷史。600多年前，中國明代航海家鄭和7次遠洋航海中5次到訪馬六甲，播撒和平友誼種子，馬六甲的三保廟、三寶山、三寶井承載著當地人民對他的深深懷念。80多年前，馬來西亞南僑機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奔赴云南，幫助打通滇緬公路這條生命線。這些佳話至今仍在中馬兩國人民中廣為傳頌。撫今追昔，中馬雙方要共同努力，讓這艘從歷史長河中駛來的友誼之船再添動力、行穩致遠。
我們要把牢戰略引領的船舵。51年前，中馬兩國領導人沖破冷戰陰霾決定建交，開創了中國同東盟國家關系的先河。建交以來，中馬雙方始終立足戰略自主，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樹立了國與國相互成就、合作共贏的典范。2023年，我同安瓦爾總理就共建中馬命運共同體達成重要共識，雙邊關系開啟歷史新篇章。雙方要密切戰略溝通，增進政治互信，落實好兩國政府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和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以高水平戰略合作推動雙邊關系發展。
我們要厚載務實合作的壓艙石。2024年，中馬雙邊貿易額達2120億美元，比兩國建交時增長近千倍，中國連續16年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伙伴。馬來西亞鮮食榴蓮一天之內就可以從果園運送到中國超市，深受中國老百姓喜愛。馬中關丹產業園區累計完成投資超過110億元人民幣，入園項目全部建成達產后將創造許多長期就業崗位。兩國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產業投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潛力不斷釋放。雙方要深化互利合作，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重點推動數字經濟、綠色經濟、藍色經濟、旅游經濟合作，助力各自現代化進程。
我們要劃好人文交流的船槳。中國和馬來西亞相互給予對方國家公民免簽待遇。2024年，兩國人員往來近600萬人次，超過新冠疫情前水平。“馬來西亞，亞洲魅力所在”這句廣告語道出了馬來西亞文化、歷史、風光的獨特妙處，吸引眾多中國游客前往休閑觀光。同時，越來越多馬來西亞游客到訪中國，領略豐厚“古風”和斑斕“今韻”。中馬兩國人民要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常往，促進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鑒，增進彼此特別是青年一代相知相親。
我們要揚起多邊協作的風帆。中馬兩國同為亞太重要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全球南方成員，在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開放包容發展等方面擁有相近立場，在東亞合作、亞太經合組織、聯合國等框架內開展緊密協作。中方歡迎馬來西亞成為金磚伙伴國，這順應了全球南方聯合自強的時代大勢，有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也是萬隆會議召開70周年。雙方要密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合作，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維護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
中馬兩國是安危與共、榮辱與共、患難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兩國共同的諺語，道出了中馬命運共同體的真諦。雙方要勇立潮頭、奮楫爭先，共同開辟發展、壯大、繁榮的美好前景。
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友好合作穿越時代風雨、歷久彌堅。中國在東盟對話伙伴中最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率先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和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國東盟合作在區域合作中最務實、最富有成果。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挑戰和經濟全球化逆流，雙方互幫互助，雙邊合作愈發堅韌。2024年，中國東盟貿易額突破9800億美元，連續5年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談判實質性結束。越來越多東盟國家優質特色產品進入中國千家萬戶，中國文學、動畫、影視作品等紛紛走進東盟國家，帶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充滿魅力的現代生活氣息。
中國堅定支持東盟團結和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中國全力支持馬來西亞履職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期待馬來西亞作為中國東盟關系協調國更好發揮橋梁作用。中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愿同各國一道實現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把2025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在5%左右，將繼續推動高質量發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為地區乃至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
團結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贏。中國愿同馬來西亞和其他東盟國家一道，順應和平與發展歷史潮流，抵御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沖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推動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破浪前行，攜手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人民日報》2025年4月16日第1版）
深入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體系的原創性貢獻
法者，治之端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標志，為各國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百余年來孜孜以求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和戰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創造性提出了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是推進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基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和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關乎全面依法治國事業興衰成敗，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才能取得顯著成效。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從文化根脈、理論特色、思維方法、核心任務、世界意義等方面把握其原創性貢獻和原理性成果，有利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切實運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不斷開辟全面依法治國新境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生動詮釋“兩個結合”精髓要義，以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開辟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新境界的重大創新成果，深刻反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強大理論自信和深厚文化根脈
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要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兩個結合”是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也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底氣所在、自信所在、定力所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法治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成果。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法由經濟基礎決定、法具有鮮明階級性等基本觀點出發，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質特征，科學闡明了法的發展規律、法的價值和功能、法的基本關系等根本問題，把對法的認識第一次真正建立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之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把握法治與政治的關系、法治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將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豐富實踐緊密結合，把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把走自己的路作為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既不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既不盲目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不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又堅持守正創新、開拓進取、久久為功，展現出習近平法治思想“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理論品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結果。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以其鮮明的特色與豐富的內涵，在古代中國維護國家統一、調節社會關系、實現國泰民安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孕育出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法治體系，始終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質融會貫通起來；努力把中國人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貫穿于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以及黨內法規體系之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注重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全過程，融入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環節，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生動詮釋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展現出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強烈的文化主體性鑄就中華法治文明新輝煌的理論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系統總結黨領導法治建設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創新成果，深刻反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境界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落實全面依法治國各項工作的總抓手。在這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14億多中國人民共同參與的、史無前例的偉大社會實踐中，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正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闊步前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不斷開創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新境界。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的革命斗爭中，就注重加強法制建設、開展法律斗爭，圍繞團結爭取民眾、鞏固革命政權、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等進行了大量探索。比如，在革命根據地領導建立蘇維埃代表大會、工農兵代表大會等，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令，為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在不長時間內頒布了我國首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制定一批重要法律法規，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力保障和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和戰略高度，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放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來謀劃、來推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憲法，黨中央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完善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制度，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開創了全面依法治國新局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這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成果，標志著我國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全面轉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是彰顯其理論品質、戰略縱深的“窗口”。從“法制”到“法治”、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們的內涵卻有很大不同。“法制”側重強調法律、法規、規章等靜態的制度體系；“法治”則更為強調貫穿治國理政始終的原則、方法、活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指向靜態意義上的法律規范、制度的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更為強調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對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進行整體謀劃，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可以說，這一變化突出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正在實現從制定良法到促進善治的全面躍升，使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把握，為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提供了行動指南，必將引領我們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譜寫以法治中國建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的壯麗篇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牢牢把握“六個必須堅持”，以科學方法和辯證思維回答一系列關系法治建設根本問題的重大創新成果，深刻反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始終貫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中“六個必須堅持”是重要內容。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必須堅持胸懷天下，這“六個必須堅持”也是貫穿習近平法治思想始終的立場觀點方法，為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金鑰匙”。
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旗幟鮮明回答全面依法治國“為什么人”等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所決定的，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的根本要求。只有站穩人民立場，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過程，以實際行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尤其是重點解決好損害群眾權益的突出問題，決不允許對群眾的報警求助置之不理，決不允許讓普通群眾打不起官司，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必須堅持自信自立，旗幟鮮明回答“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等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少數人別有用心炒作“黨大還是法大”這一偽命題，其實質是人為制造兩者間根本不存在的對立，通過把黨的領導和法治割裂開來，干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最終否定、取消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對此我們不能含糊其詞、語焉不詳，必須明確黨和法、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不是對立的，而是高度統一的。而具體到各級黨政組織、各級領導干部，“權大還是法大”則是一個真命題，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不管什么人，不管涉及誰，只要違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責任。
必須堅持守正創新，旗幟鮮明回答為什么“依規治黨深入黨心，依法治國才能深入民心”等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歷史使命、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依規治黨作為我們黨管黨治黨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作為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兩者具有內在統一性。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一個重大創新就是將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必須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努力形成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以全黨遵規守紀帶動全社會遵紀守法。
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旗幟鮮明回答為什么“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等重大問題。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實踐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理論的核心任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就要聚焦黨中央關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法治突出問題和法治建設薄弱環節，著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比如，針對營商環境方面的突出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通過法治手段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各種障礙。又如，針對網絡詐騙、網絡謠言、網絡暴力、侵犯個人隱私等違法行為頻發的突出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要求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推動依法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
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旗幟鮮明回答為什么“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等重大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應有之義，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要求。必須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發揮法治對改革的引導、推動、規范、保障作用，堅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做到改革舉措、改革決策與立法需求、立法建議相銜接，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難題、鞏固改革成果，保證改革在法治軌道上順利推進；必須堅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通過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解決突出矛盾問題，著力實現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深度融合，更好發揮改革和法治的雙輪驅動作用。
必須堅持胸懷天下，旗幟鮮明回答為什么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等重大問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堅持胸懷天下是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致力于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的擔當的體現。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習近平總書記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造性提出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大戰略部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進一步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推動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充實完善法律“工具箱”，有力應對挑戰、防范風險、反制打壓，有效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始終胸懷“國之大者”，以系統全面、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內在統一的科學理論體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創新成果，深刻反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為目標提出的核心任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之治”的法治基石。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并從深化立法領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我們必須緊緊圍繞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從法治上為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在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方面，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黨委領導、人大主導、政府依托、各方參與的立法工作格局；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點和沖突點，健全國家治理急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制度；抓緊研究新技術新應用領域的法律制度，及時彌補規則漏洞，以良法善治保障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統籌立改廢釋纂，增強立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
在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方面，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制度體系，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深入推進依法行政，推進政府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促進政務服務標準化、規范化、便利化，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切實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健全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監察權、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深化和規范司法公開，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增強法治觀念，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
在加快形成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方面，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形成以黨內監督為主導，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財會監督、統計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有機貫通、相互協調的監督格局，增強監督嚴肅性、協同性、有效性；加強對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的監督，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讓權力在監督下行使、在陽光下運行。
在加快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方面，健全厲行法治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組織保障、運行保障、人才保障體制機制；各級黨委要切實加強對法治工作的領導，各級立法、執法、司法機關黨組要加強領導、履職盡責；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法學院校教育培養機制，努力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讓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發揮關鍵作用；全面建設“智慧法治”，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全面提升法治中國的數智化水平。
在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方面，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按照“規范主體、規范行為、規范監督”相統籌相協調原則，不斷完善以黨章和黨章之下黨的組織法規制度、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黨的自身建設法規制度、黨的監督保障法規制度為基本框架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把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形成治國理政的合力和效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統籌兼顧“兩個大局”，以良法善治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指明正確方向的重大創新成果，深刻反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世界意義
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同理，作為政治制度在法治領域表現形式的法治體系也不能而且不會定于一尊。
鞋子合不合腳，穿鞋的人最有發言權，評價一條法治道路，要看老百姓是否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進行了不懈的奮斗，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近代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使一個曾經四分五裂、山河破碎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治理最高效、民主最廣泛、人民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這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創造了人類法治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中國方案，為其他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探索法治道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有益經驗。
法治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此同時，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全面、深刻、長遠；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深切、聚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于運用法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樹立世界眼光，以法治手段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共同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進一步提高科學運用法治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能力；同時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注入強大中國力量。
立良法于天下，則天下治。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沒有法治的支撐，就沒有民族的復興。歷史長河奔流不息。新征程上，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斷開創全面依法治國新局面，為奪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更加偉大的勝利和榮光而繼續奮斗。
（《人民日報》2025年4月15日第13版，作者，楊子強，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發揮政協專門委員會的基礎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上指出，“進一步發揮專門委員會基礎性作用”。準確認識專門委員會在政協工作中的基礎性作用，是理解中國協商民主制度運行邏輯的重要切入點，需要結合專門委員會的性質、地位進行系統把握與研究。
人民政協專門委員會是常務委員會和主席會議領導下的工作機構，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重要載體、聯系委員的重要紐帶、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主要依托。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組織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專門委員會的組織機構不斷健全、組織設置與職能日漸完善、工作任務不斷擴展。從協助常務委員會進行日常統一戰線活動的工作小組、多委合署辦公的機構，拓展到常務委員會和主席會議領導下的工作機構，開展工作的對象也有新變化。專門委員會工作任務在最初以學習教育、政治協商、存史資政為主的基礎上，逐步拓展至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凝聚共識、對外交往等眾多領域，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的內涵不斷豐富、能力顯著提升。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專門委員會通則》等文件的規定，專門委員會在政協工作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和作用。地位明確“專門委員會處于何處”，即其在政協組織體系中的層級關系和職能邊界，界定其組織層級；作用說明“專門委員會能做什么”，側重于其在履行政協職能中的具體效果，反映其功能價值。
專門委員會之所以在政協工作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可以從五個維度加以理解。一是在組織建設層面，各級政協在成立專門委員會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完善主席會議成員聯系或者分管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會聯系界別和委員的制度，形成“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主席會議——專門委員會——界別——委員”的組織架構，為政協履職奠定了組織基礎。專門委員會在這個組織架構中“銜接上下、溝通左右”，既是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機構，又是聯系委員與界別群眾的紐帶。二是在專業建設層面，各級政協分別設置若干個專門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占全體委員人數的30%左右，各專門委員會一般由50至100人組成。一些地方政協實行“全員入委”的做法，全體委員分別編入相關專門委員會。政協委員來自各行業各領域，專門委員會將他們按照工作領域和專業類別組織起來圍繞具體問題開展專門的調查研究，產出專業化的研究報告。三是在平臺建設層面，各級政協以專門委員會為具體組織實施者，構建了包含學習、協商議政、視察考察調研、提案、反映社情民意、文史資料征集等各類工作平臺，經常化、體系化地組織委員開展履職活動。以全國政協為例，各類協商議政活動，包括雙周協商座談會、遠程協商會、界別協商會、對口協商會、提案辦理協商會等，均由各專門委員會負責具體承辦。四是在聯系群眾層面，專門委員會組織委員深入界別群眾做思想政治引領工作，到群眾中深入了解訴求，在群眾中廣泛商量，為政協工作提供群眾基礎。五是在制度建設層面，各級政協形成以專門委員會通則、專門委員會工作指南等為主體的專門委員會工作制度體系。同時，從政協章程到各項具體規章制度幾乎都包含對專門委員會相關工作的規定和要求，確保政協協商民主實踐嵌入制度化軌道。
專門委員會在政協工作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可以從其履行政協職能的效果來考察，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發揮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作用，強化思想政治引領。政協專門委員會始終把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作為根本政治原則，通過組織委員學習黨的創新理論、開展重大政策宣講、落實黨的決策部署，將思想政治引領貫穿履職全過程，努力使人民政協成為堅持和加強黨對各項工作領導的重要陣地、用黨的創新理論團結教育引導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識的重要渠道。第二，發揮人民政協“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作用，加強大團結大聯合。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人民政協通過專門委員會實現界別聯結、資源整合、利益協調，成為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的重要平臺。專門委員會依托其界別特色和專業優勢，建立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民族宗教團體、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等常態化聯系機制，為來自不同界別的委員參加政協活動、發揮自身作用創造條件，使專門委員會成為新時代鞏固發展大團結大聯合局面的重要力量。第三，發揮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搭建協商平臺。人民政協通過專門委員會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系統性的協商平臺體系，為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提供了制度化平臺。專門委員會在組織開展視察考察調研和現場協商議政活動的基礎上，利用網絡議政、遠程協商、網上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新型履職方式，使組織開展各類協商議政活動更加經常化、便利化。
專門委員會作用的充分發揮依賴于組織架構的完善性、專業能力的適配性及制度供給的有效性。從當前實踐來看，進一步發揮專門委員會基礎性作用，可從以下方面著手。
優化專門委員會的設置和分類管理，強化組織基礎。各級各地政協專門委員會設置不盡相同，例如，只有一些省級政協設置了委員聯絡委員會，專門的委員聯絡機構建設仍需要加強；市縣級政協專門委員會設置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地區存在工作人員配備不足的情況。各級地方政協要在黨委領導下與時俱進優化專門委員會設置，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各專門委員會職責不同，在綜合性、專業性等方面，在功能發揮上，互有不同、各有側重，工作理念、工作對象、工作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因此，在做好共性管理的基礎上，要根據不同專門委員會的工作規律，鼓勵結合自身實際創新履職方式。
提升調查研究能力，強化專業基礎。與政府機關相比，政協專門委員會開展調研，不受部門利益局限，一定程度上便于聽到真話、摸到實情；此外，專門委員會匯聚了各方面的專家人才，有利于組織跨界別跨專業跨領域的綜合研究，能夠多維度掃描問題、研究問題；時間要求上相對寬松，有條件在關注當下的同時著眼長遠，有些問題還可以長期持續跟進。但有時也存在難以全面了解情況、難以從決策部門的角度作深入分析等問題。為此，專門委員會需進一步發揮優勢，以委員為主體，與黨政部門加強溝通合作，整合企業、研究機構、專家智庫資源，提升專業知識與政策制定間的傳導效能。
提升“搭臺”能力，加強協商平臺建設。目前，各級政協形成了協商形式多樣，線上線下相結合，常態化、體系化、制度化的協商平臺體系。專門委員會在組織協商議政活動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進一步提高質量的問題。為此，在做好調研的基礎上，專門委員會應發揮其所聯系界別和委員的優勢，選好發言委員、找準發言角度、打磨發言內容、設計好發言程序、轉化好發言成果，不斷優化協商議政的流程閉環。同時，專門委員會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手段，面對數字社會帶來的治理新問題，從完善協商形式、擴大協商主體參與面、優化議題生成機制等方面探索創新協商形式，推動政協協商與其他協商渠道有機銜接，進一步發揮協商民主的整體效能。
創新形式載體，把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工作做深做實。專門委員會應始終把關注民生、推動改善民生貫穿履職全過程，聚焦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助推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順民意的工作舉措落實落地。探索委員聯系群眾的有效機制，把思想政治引領融入組織委員聯系界別群眾、開展“服務為民”活動之中，嵌入到視察考察調研活動之中。
加強自身建設，提升專門委員會工作效能。一是完善專門委員會黨的建設工作制度，抓好專門委員會班子建設，政協黨組進一步加強對專門委員會分黨組的領導，發揮好分黨組在專門委員會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作用。二是完善委員服務管理制度，激勵委員擔當作為，做好委員履職統計分析工作，更好發揮委員主體作用。三是完善干部管理培養機制，選優配強專門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干部隊伍，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培養和歷練，不斷提升履職的能力和水平。
（《學習時報》2025年4月16日第3版，作者，張月卓）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毛澤東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的報告，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在這篇文獻中，毛澤東嚴肅批評了當時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明確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進一步結合起來，就必須改造學習方法，倡導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提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重溫這篇經典文獻，對于我們今天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仍具有啟示意義。
以改造學風建設大黨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全國性大黨，擔負著領導抗日戰爭的偉大責任。但是，由于緊張的戰爭環境和迅速變化的形勢，對于黨內長期存在的一些錯誤的思想根源還未作徹底清算，黨內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還不夠高，對于真假馬克思主義還缺乏鑒別能力。在這一時期，我們黨還發展了大量新黨員，一些人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對黨的歷史經驗的認識也有限，很容易受到錯誤思想和作風的影響。有鑒于此，毛澤東認為，要建設好大黨，就必須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1938年10月，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從領導中國空前偉大的革命斗爭的需要出發，提出“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的口號，要求全黨自上而下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并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隨后，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了黨員干部學習的重要性，“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干部同志，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這領導工作、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便是我們學習運動的直接原因”。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一場全黨性的學習運動在延安和其他根據地開展起來。
隨著學習運動的深入開展，廣大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得到明顯提升。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存在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傾向。一些人對于書本上的知識相當熟悉，而對于其他的東西一概不知，也不懂得結合新的形勢靈活運用書本上的知識；一些人滿足于夸夸其談，不愿做實際工作，不愿做調查研究；更有一些人只是單純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決實際問題。“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這種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學風危害極大。為了糾正這一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嚴厲批判了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學風，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并強調：“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以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將主觀主義態度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對立起來，嚴厲批評了主觀主義，提出要倡導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和態度。
毛澤東指出，主觀主義的學風和態度，表現為不研究現狀，“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表現為不研究歷史，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點都不懂或懂得很少，“言必稱希臘”；表現為不能科學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與主觀主義的態度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強調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對周圍環境做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詳細地占有材料，從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觀臆造的規律，作為一切行動的向導；強調研究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創造性地闡發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作為考據學命題的“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強調：“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在黨史上，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作風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毛澤東強調，這種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作風“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因此，必須在全黨樹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為此，毛澤東提出要對現實實際情況的各個方面開展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百年以來的歷史進行專門的和綜合的深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
以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經典文獻。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高度深刻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在這篇文獻中具體闡述了如何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這就是倡導和實行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作風與思想方法，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1943年，《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
要具體地做到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就要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毛澤東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