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在地方考察調研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意義、重要特征、基本內涵、核心標志及其實踐要求、方法論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重要論述。比如，《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指出，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強調，“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要深刻把握全要素生產率的涵義，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盡快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新質生產力拓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涵義
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最終決定力量。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本質上是人的生產能力的發展，并在生產要素的發展中具體表現出來。馬克思概括了勞動過程中的簡單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這三個要素歸結起來，就是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內涵，并結合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理論成果，凝聚了我們黨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深邃理論洞見，標志著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認識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重大原創性貢獻。勞動生產率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新質生產力的重大理論創新首先表現為拓展和深化了生產力的內涵和外延，強調了各類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拓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生產率的概念。這一優化組合的質變過程，集中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是新質生產力核心標志的科學論斷。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全要素生產率拓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生產率的概念，新質生產力理論拓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涵義。
準確把握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與測算
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生產力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如何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質量？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經濟學者們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測度、可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標。比如，勞動生產率就是經濟學家們常用的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質量的指標，但這種主要測算單要素生產率的方法由于沒有考慮到資本、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常常無法全面衡量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更全面地度量生產效率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全要素生產率這一全面反映生產率的指標應運而生。1942年，荷蘭經濟學者丁伯根提出這一概念。1954年，美國經濟學者戴維斯進一步明確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1957年，美國經濟學者索洛將總產出表征為資本、勞動兩種生產要素與“索洛余值”共同作用的結構，并在數量上建立了關于產出增長率、要素投入增長率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核算方法，將其稱為“索洛余值法”。關于生產率的具體測度方法比較多，但目前最為接受和可操作的衡量指標主要是通過索洛余值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剔除資本和勞動要素貢獻之外的不可觀測部分，任何影響經濟增長且不可觀測的因素都可歸于全要素生產率。這種處理也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備受爭議，特別是對全要素生產率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誤區。例如，有的人混淆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技術進步，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簡單等同于技術進步，而忽視了技術進步以外的其他因素變遷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此外，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數據來源不同，得到的結果也相差較遠。因此，需要理性認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對通過實證方法計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數字要正確解讀。
盡管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存在各種爭議，但這并不妨礙全要素生產率成為宏觀經濟領域中研究競爭水平、經濟增長與收入等問題的一個核心概念。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等同于實際產出增長與要素投入增長的差值，反映了各國家（地區）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即包含技術進步在內的各種因素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綜合反映。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的變動往往帶來的是經濟增長在量上的變化，有學者稱之為“汗水型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帶來的是經濟增長在質上的變化，有學者稱之為“智慧型增長”。科技創新、結構升級、管理方法、資源配置方式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指標的測算中。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和經濟持續發展，要素投入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不斷降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推動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實現提升，那么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嚴峻挑戰。比如，美國、德國等較早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日本、韓國等之所以能夠在戰后通過實施一系列宏觀政策成功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反，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如巴西、阿根廷等，正是由于未能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一般來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既吸納外國先進技術設備和經驗，又持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明顯躍升。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顯著增強，有效激發并充分釋放了各類要素的活力，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升。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加速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吸引外部資金和技術大量涌入，并逐步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開始深度調整，我國經濟發展也出現了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技術進步不足、資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投資效率有所降低以及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等帶來的人口紅利減弱等問題，造成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逐步放緩。
2012年后，這些不利因素的影響程度逐漸降低，根本原因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從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出發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既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幅提升技術進步速率，又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矯正資源要素配置扭曲，從而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同時要清醒認識到，目前我國的科技創新水平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在提高供給質量、破除市場壁壘、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方面仍存在難點和堵點，制約著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催生的，這決定了其“新”主要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上，也決定了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更加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傳統行業還是新興產業，只要實現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是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世界經濟現代化的經歷啟示我們，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必須轉向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著力點，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新質生產力主要由技術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幾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指出：“堅決破除影響和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完善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科技創新和資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向，必須加快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推動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展新質生產力，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是關鍵。一方面，要針對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存在的“卡脖子”問題，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破除阻礙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的科技創新主要是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必須加強基礎研究和前沿研究，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展，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前瞻謀劃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培育壯大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等產業；未來產業主要是由重大科學革命引發技術革命，并進而推動產業革命所形成的新產業，代表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必須大力實施未來產業孵化和加速計劃，積極打造未來技術應用場景，培育發展一大批獨角獸企業，加速形成若干未來產業。同時，及時運用科技創新成果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
推動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大幅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新型生產關系是在新質生產力牽引下創新形成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過程及其相互關系的總和。構建新型生產關系，需要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推動形成政府引導支持、市場有效驅動、社會高效協同的發展格局。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調動各類經營主體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等，消除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切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協同推進“走出去”和“引進來”，更好聯通、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塑造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人民日報》2025年6月11日第9版；作者：倪紅福，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幫助下，陳云深入探究“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通過深學細悟毛澤東著作特別是貫穿其中的實事求是思想方法，概括和闡釋了“交換、比較、反復”的避免少犯錯誤的方法。陳云的這一思想成長歷程，體現在《陳云文選》第一卷收錄的《怎樣才能少犯錯誤》中，這篇文獻是1947年2月7日陳云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重溫這篇經典文獻，對于深入了解我們黨重視掌握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傳統，具有重要意義。
“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陳云以“我們可不可以少犯錯誤？”這個具有普遍哲學意義的問題開篇，發人深省。他回顧了延安時期，就犯錯誤的根源問題向毛澤東求教的故事。陳云提到：“在延安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由此，陳云將對犯錯誤根源問題的認識，從之前局限于“經驗多少”校正到“思想方法問題”的正確方向上。在進一步思索過程中，陳云采用最直接的途徑，“把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著作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希望由此探尋出科學思想方法到底是怎樣的。
陳云從哲學上、思想方法上認識到錯誤的本質和根源。他寫道，“錯誤到底是從哪里來的？我得出一條結論，是由于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匆忙地決定對策，主觀與客觀相脫離”。這個認識正是唯物辯證法對錯誤的科學認識。陳云說：“凡是錯誤的結果都是由行動的錯誤造成的，而行動的錯誤是從認識的錯誤來的。認識支配行動，行動是認識的結果。”明確了錯誤的本質和根源，也就找到了回答“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鑰匙，就是要在決策和行動前努力做到主觀對客觀全面的、正確的認識，這就要求我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解和掌握客觀情況上。為此，他指出：“我認為我們做工作，應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況上。情況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確地決定對策。”
循著全面“了解情況”以實現主客觀相統一的思路，陳云進一步將人犯錯誤的原因聚焦到認識的“片面性”上。他指出：“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片面的情況不是真正的實際，也就是說，它并不合乎實際。”陳云結合自己的經歷認為，認識的難點就在此處。他指出：“實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難以做到。”他說的“容易”，是說“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對策”，這看似是簡單易行的；他說的“難”，是說我們常常容易“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要避免這個認識的片面性又是很難的。
“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
明確了“認識上存在片面性”這個犯錯誤的病灶之后，陳云給出了他對“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問題的回答：“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復。”
關于“交換”。“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面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況”，“交換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對事物認識得更加完整”。陳云指出，交換的重點難點在“相反的意見”，“交換時要特別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事物認識的不足”，“要做到交換，特別是要做到同反對自己意見的人、同其他階級的代表交換意見”。文中，陳云詳細闡述了為什么以及怎樣與“相反的意見”進行交換。他提出：“我們應該收集反對意見”，“對于正確的反對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對于不正確的反對意見，我們要把它駁倒。愈是不正確的，就愈要把它駁得徹底。既然要批駁，就得找論據，這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正確的意見往往就是由系統地駁倒不正確的意見而產生的”。他還以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法為例，指出“各種資產階級的、假馬列主義的錯誤思想，為毛主席的真馬列主義的正確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這個辦法寫的”。可以說，強調與相反的意見進行交換，充分發揮相反的意見的認識論作用，是陳云思想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關于“比較”。比較的目的在于認識事物的性質、本質和發展階段，“交換是為了更全面地認識事物，比較則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么”。陳云指出，“比較”有如檢驗黃金純度的“試金石”、驗血用的“參照的標準”，“一經比較，就能夠對事物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陳云還強調比較是作決策的重要方法，他以堅持在南滿斗爭的決策為例，“今天我們要不要在南滿堅持，只要把現在堅持所帶來的犧牲與將來退到長白山可能造成的犧牲，大小輕重，有無價值，加以比較，就容易作出必須堅持南滿斗爭的決定了”。
關于“反復”。反復與交換、比較不同，具有認識和實踐的雙重屬性。作為認識的過程，“反復，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后，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作為實踐與認識相統一的過程，“是在實踐過程中反復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陳云強調這是“最要緊的”。
在詳述了“交換、比較、反復”的具體內涵之后，陳云總結道：“從我的經驗看，如果上面說的三條要求都達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面地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歷史和實踐證明，陳云提煉總結的這三條思想方法結晶，指出了一條怎樣做到實事求是的正確途徑。
“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
在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人“為什么會犯錯誤”“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問題后，陳云又專門論述了“怎樣對待錯誤”的問題。他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是不充好漢，不愛面子”，要“論事不論人，論事不論臉”。這也就是他一貫強調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認為“黨內只應當有這種態度，這就是共產黨員的態度”。
對于自己的錯誤，陳云認為不能文過飾非，要丟掉面子、正視錯誤，將錯誤視為成長進步的契機，否則將適得其反。他告誡說：“如果不從認識自己錯誤上求進步，裝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丟臉，一定會丟臉。不怕丟臉，反倒可能不丟臉。”對待別人的錯誤，陳云認為黨內同志都要立足“客觀事實”來認識，這樣才能達成共識、減少扯皮，把事情辦好。他指出，對犯錯誤的人“要把客觀事實拿給他看”，“大家都根據客觀事實想問題，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黨內一致”。
陳云進一步指出，一個人要做到正確對待錯誤和掌握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前提是要把立場擺正，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不是為個人打算的個人主義立場。他指出：“論事不論臉，這里有個立場問題。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辦了”。反之，“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里。”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當前，我國發展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新形勢新任務更加迫切地要求我們堅持和運用好實事求是這個制勝法寶，以正確的戰略策略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
（《學習時報》2025年6月13日第6版，作者：唐國軍）
作風建設要防止“小洞不補，大洞吃苦”
2022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小洞不補，大洞吃苦。一個人蛻化變質往往是從吃喝玩樂起步的。為什么黨中央要從八項規定入手抓黨風廉政建設？就是因為‘四風’和腐敗問題互為表里，是腐敗滋長的溫床。”
“小洞不補，大洞吃苦”表面意思是指牙齒、衣服、器物等上面的小洞如果不能及時修補，等它破成大洞就難以修復了。這句話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就在于它用質樸的語言揭示了事物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以及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哲理。日常生活如此，黨的作風建設亦如此。習近平總書記用“小洞不補，大洞吃苦”來比喻作風建設抓早抓小、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強調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風腐同查同治，體現的是對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深刻洞察。
小事小節反映品德、反映作風。黨員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比如衣食住行的標準、待人接物的態度、會議發言的風格等，看似小事小節，但能夠反映出其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折射出其思想覺悟和價值取向。在生活中鋪張浪費、奢侈消費的黨員，很難讓人相信他是一個厲行節約、艱苦奮斗的黨員；對群眾來訪不耐煩、敷衍塞責的領導，很難讓人相信他是一個堅守黨的宗旨、為民服務的領導；在工作中“會議多、落實少”的干部，很難讓人相信他是一個工作務實、肯干敢干的干部。因此，小事小節絕非小事，它如同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干部的品德、作風；它如同一塊試金石，檢驗出黨員的黨性。同樣，小事小節也蘊含著對黨員干部品德、作風和黨性的考驗。黨員干部能否經受住這些考驗，往往就體現在這些小事小節之中。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由小到大、由量變到質變的演變過程。“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潰蟻孔，氣泄針芒”“小孔不補，大孔叫冤苦”等古代經典和俗語，都是在提醒人們：小問題、小錯誤若得不到及時處理，任其發展下去，終將引發難以彌補的嚴重后果。無數案例表明，落馬官員起初多是從接受一頓宴請、收受一份禮品開始的。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恩小惠、人情往來，若不及時糾治，就可能會演變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大問題。同樣，工作拖延、遲到早退等小毛病，若不能及時改正，可能演變成慵懶怠惰、責任意識缺失等問題，進一步則可能發展為違反工作紀律、濫用職權、決策失誤。小節不慎，大節難保。唯有小過即問、小錯即糾，才能防止積小錯成大錯、小問題發展成大禍害。因此，黨員干部要時刻保持警惕，從不遲到早退、不接受一次吃請等小事做起，培養良好的作風。
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有著相同的根源和本質。在作風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踐行“小洞不補，大洞吃苦”，核心在于強化抓早抓小、防微杜漸的意識，即從糾正看似微小的作風問題入手，防止不良風氣滋長蔓延，避免由“風”及“腐”。只有以“小洞”不可輕視、不可小覷的清醒認識和高度警覺，以“早察”“早補”“快補”的堅決行動抓作風建設，才能打好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以中央八項規定作為改進作風的第一步，就是以“小切口”撬動“大變革”；從緊盯“一餐飯”“一杯酒”“一輛公車”“一場會議”等到嚴查隱形變異的“四風”問題，再到系統推進涵蓋黨風政風社風民風等在內的廉潔文化建設，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正風肅紀反腐相貫通，推進風腐同查同治，正是對“風腐一體”“風腐交織”特點以及從量變到質變、由“風”及“腐”規律的準確把握。當下，黨風政風都有明顯改善，但是，應清醒地認識到作風問題的頑固性、反復性，認識到抓作風建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堅持從細微處著眼、從點滴處入手，持續擦亮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作風建設的“金色名片”。
（《學習時報》2025年6月13日第6版；作者：孫照紅）
動真碰硬解決突出問題
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開展以來，各地各部門各單位按照黨中央部署精心組織實施，取得階段性成效。學習教育到了關鍵吃勁的時候，要堅持問題導向和嚴的標準，力度不松、勁頭不減，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確保學有質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在貴州和云南考察期間要求各級黨組織“聚焦主題、簡約務實地組織好學習教育，不要搞形式主義”；在河南考察時嚴肅指出“不要把寫了多少萬字的學習心得作為學習成績”“講空話、搞作秀，毫無用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學習教育提出明確要求，釋放出從嚴從實推進學習教育的強烈信號。也要看到，仍有一些地方抓落實不深不細不嚴，學查改浮于表面；有的黨員干部存在應付思想、過關心態，沒有真正把作風要求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這也警示我們，開展學習教育決不能搞形式主義，必須走深走實，持續一體推進學查改。
行動上的偏差，根源在于思想認識不到位。學習就是要解決思想根子的問題。廣大黨員干部要充分認識開展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必須看到，學習的目的在于運用，不能將“痕跡”當“成績”，讓學習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帶著問題學、聯系實際學，將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和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貫穿學習教育始終，才能把學習研討成果更好轉化為作風建設實績、改革發展實效。
“學”是“查”的基礎，“查”是“改”的前提。查擺不往實里走，整改就無法往深里走。現實中，查擺問題不到位的現象仍然存在，有的不聚焦，撇開清單、漫無邊際；有的不具體，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有的不深入，避重就輕、遮遮掩掩。黨員干部要把問題清單當作找出差距、修身正己的鏡子，積極對照檢查，把病灶挖出來、把靶子立起來，做到見人見事見思想。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方面存在的其他問題，要一并查擺，確保無死角、無盲區、無遺漏。
入腦入心學，深入具體查，關鍵要見行見效改。堅持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重點整治什么問題，彰顯出刀刃向內的勇氣擔當。解決突出問題，要善于分類施策，能夠當下改的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不等不拖不觀望；對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逐項制定整改措施，納入集中整治臺賬，制定切實可行的整治措施，一條一條推進落實、一項一項對賬銷號。制度是作風建設的重要保障，要把作風硬要求變成硬措施、讓鐵規矩長出鐵牙齒。一手抓建章立制，一手抓貫徹執行，才能堵漏洞、強震懾，防止歪風邪氣反彈回潮。
派出指導組和督導組，是黨中央著眼解決突出問題的重要部署。指導督導要聚焦深化學習、找準問題、集中整治、建章立制、壓實責任，突出重點，精準發力。要找準切入點和發力點，對查擺問題開展“回頭看”，督促完善集中整治臺賬，督促聚力用勁整治違規吃喝、違規收送禮品禮金、侵害群眾利益、不擔當不作為等突出問題，“督”在癥結上、“導”在關鍵處，讓紙面整改、虛假整改無處遁形。
檢驗學習教育成果，歸根到底要看作風建設的新變化、高質量發展的實效性、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各級黨組織切實負起責任，領導干部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形成以上率下、以上帶下的良好氛圍，做到問題不解決不放過、整改不到位不罷休，定能推動學習教育取得實實在在成效，以優良作風凝心聚力、干事創業，不負億萬人民的殷切期待。
（《人民日報》2025年6月11日1版，仲音）
始終站在正義與光明一邊
2025年5月7日至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并出席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我們要以史為鑒，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刻教訓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這是習近平主席以中俄共同紀念重大歷史節點為契機，準確把握人類文明曲折前進的歷史規律，深刻洞察當今國際秩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歷史邏輯，勇于破解世界動蕩變革期的時代課題，面向世界發出的正義之聲、指出的光明之路。
一
回望80年前全世界正義力量英勇打敗法西斯勢力的崢嶸歲月，習近平主席告誡世人，要堅持正確二戰史觀，堅定做歷史記憶的守護者。
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勢力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空前浩劫。中國、蘇聯分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和歐洲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和巨大犧牲，為捍衛人類尊嚴、重建世界和平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在鐵一般的史實面前，一切歪曲二戰歷史真相、否定二戰勝利成果、抹黑中蘇歷史功績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中國、蘇聯是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的中流砥柱
在亞洲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時14年，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英勇壯烈、可歌可泣的救亡圖存之戰，傷亡人數超過3500萬，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中國抗戰殲滅日軍150多萬人，占日軍在二戰中傷亡總數的七成以上。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國戰場始終牢牢牽制100萬左右的日本陸軍主力，最高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九成以上。在這場偉大的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最早提出抗日主張并率先開展抗日斗爭，倡導建立并堅決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并堅持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廣大敵后戰場和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是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尤其是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牽制和抗擊了58%—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對日本法西斯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為贏得二戰最終勝利、捍衛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扛住了納粹德國最兇猛的進攻火力，打垮、殲滅了500多個德軍師，重創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戰爭期間大部分時間內，75%至80%的德軍都被迫部署在東線，德軍在與蘇聯紅軍戰斗中遭受的損失占其總損失的73%以上。蘇聯在這場戰爭中的傷亡代價極為沉重，犧牲人數高達2700萬，平均每7名公民中就有1人喪生。蘇聯紅軍以堅韌意志鍛造鋼鐵洪流，碾碎了納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國法西斯奴役的人民，書寫了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壯麗史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法西斯集團為稱霸世界而發動的侵略戰爭，其中日本是最富于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攫取“滿蒙”、占領整個中國、進而吞并亞洲、爭霸世界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也是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方略步驟。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點燃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戰火。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與德意軸心國集團瓜分世界的第一步，從那時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國人民的兇惡敵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兇惡敵人。蘇聯檢察官克倫斯基1948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說：“如果我們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為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段血腥時期的開端的話，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據的。”歷史把中華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列，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并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1939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為《論持久戰》英譯本所作序言中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德國入侵蘇聯前夕，希特勒就對日方提出，希望“日本從滿洲打進西伯利亞”。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也力主對蘇開戰、與德國兩面夾擊蘇聯。然而，中國抗戰按住了日本兵力有限這個“死穴”，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亞的北進計劃，使蘇聯得以避免兩線作戰；牽制和推遲了日軍的南進步伐，減輕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對英、美等國的軍事壓力，在戰略和戰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軍的作戰行動，為保證同盟國實施“先歐后亞”大戰略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戰略基地，中國為同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了同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同時，作為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中國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促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歷史表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不僅在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而戰，同時也在為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而戰。
——任何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開脫翻案的行徑都絕不會得逞
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給中國和亞洲受害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然而，時至今日，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動向依舊層出不窮。一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勢力顛倒黑白，將當年中國的正當自衛反擊污蔑為“挑釁”，推卸戰爭責任。他們淡化自身加害在先的事實，刻意放大“原子彈受害者”身份，企圖混淆視聽。他們推進修改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和平憲法，篡改歷史教材，否認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部分政客多次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感情，周邊各國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是日本戰后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邊國家發展關系的政治基礎，更是檢驗日本能否恪守和平發展承諾的重要標準。防止軍國主義陰魂復活，是日本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也是中國和亞洲人民不可挑戰的堅定意志。日本只有正視并真誠反省侵略歷史，認真汲取歷史教訓，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負責任的態度，同一切美化侵略歷史的行為徹底切割，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才能開創未來。
歷史不容篡改，事實不容抹殺。任何否認侵略歷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都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極大憤慨和高度警惕。那些從當下國際政治博弈私利出發篡改歷史的圖謀，那些利用輿論霸權扭曲世界人民歷史記憶的謬論，那些混淆是非、丑化中蘇英雄先烈的行徑，都是對人類良知和尊嚴的褻瀆與挑釁！只有將反人類的法西斯主義戰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伸張中蘇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質、歷史價值、時代意義，才能防止二戰悲劇重演、歷史倒車再開，也才能順應時代潮流、朝著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地前進！
二
洞察80年來世界發展和國際關系演變的跌宕歷程，習近平主席呼吁國際社會，要堅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持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在二戰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員一道，共商成立聯合國，共同制定聯合國憲章，開啟了各國共建和平、共謀發展的新篇章。可以說，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是二戰勝利成果的集中體現，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打造了一個維護世界和平、開展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平臺。聯合國憲章是避免后世再遭戰禍的重要遵循；以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機制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保障；聯合國作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為維護世界和平、踐行多邊主義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提供了最佳依托。80年來國際形勢風云激蕩，聯合國經受了考驗，支撐著世界的穩定與繁榮，確保了總體和平的基本格局，推動了人類文明長足進步。
然而，80年后的今天，個別國家大搞本國優先、強權霸凌，企圖以單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以所謂自定規則取代戰后國際秩序，使聯合國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習近平主席擲地有聲地指出，國際形勢越是變亂交織，我們越要堅持和維護聯合國權威。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的中心地位。2025年2月，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主持召開以“踐行多邊主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為主題的高級別會議，100多個國家踴躍報名參加，揭開了紀念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序幕，推動各方重溫聯合國創始初心、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彰顯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擔當。同時，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實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歷史啟迪當下、昭示未來。國際社會應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在多極化進程中平等參與、享受權利、發揮作用，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都能享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成果。
今年也是臺灣光復80周年。習近平主席強調：“臺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使臺灣重回中國版圖。主要戰勝國當年發表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要把日本竊取的臺灣歸還中國，日本也宣布承認《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這些都確認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構成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1971年，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將臺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一決議徹底解決了包括臺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徹底杜絕了制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任何可能。主權原則是聯合國憲章的基石，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就應該支持中國實現完全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就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無論臺灣島內形勢如何變化，無論外部勢力如何搗亂，中國終將統一、也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不可阻擋。
三
思考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人類社會何去何從，習近平主席倡導世界各國，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今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單邊主義、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人類又一次站在了團結還是分裂、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十字路口。二戰的沉痛教訓殷鑒不遠，世界絕不應退回“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中國外交秉持公道正義，勇于擔當作為，為破解上述赤字、推動人類邁向美好未來不懈努力。
——以公平正義為理念積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全球南方經濟上群體崛起、政治上再次覺醒，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代表性和話語權不足問題更加凸顯。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重要一員，中國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利和發展空間。針對各種國與國分歧和爭端，堅守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兼顧各方利益，照顧彼此關切，尊重主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反對少數國家壟斷國際事務，積極爭取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首倡或參與創建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國際合作機制，就全球治理不斷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密切協作，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完善注入強勁動力。2023年，中國大力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這個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臺；今年，中國將繼續堅定支持二十國集團峰會首次在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陸舉辦，為全球治理留下鮮明的“非洲印記”、“南方印記”。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促進國際社會團結合作
多邊主義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有效路徑。然而，個別國家大搞本國優先、奉行單邊主義、肆意“退群毀約”，嚴重破壞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挑起對立對抗，分裂整個世界。一些國家和勢力從私利出發，推行形形色色的偽多邊主義。他們表面上打著多邊合作的旗號，實質上搞“小圈子”；表面上說要遵守規則，實質上卻對國際法“合則用、不合則棄”；表面上主張公平競爭，實質上追求“贏者通吃”，打壓別國正當發展權利。對此，中國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理念，幫助國際社會擦亮眼睛，去偽存真。中國堅持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堅持開放包容，不搞封閉排他；堅持以國際法則為基礎，不搞唯我獨尊；堅持協商合作，不搞沖突對抗，始終做多邊機制的建設者、多邊理念的倡導者、多邊合作的推動者。環顧全球，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樂于結伴擴圈、相互成就、合作共贏。上合組織已從6個成員擴大為26個國家的“上合大家庭”，構建起世界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區域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接連迎來6個新成員、9個新伙伴，成為踐行多邊主義的典范。
——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深走實
習近平主席提出三大全球倡議，引領中國聚焦國際社會面臨的現實突出難題，勇當知行合一的“實干家”，從發展、安全、文明三個維度綜合施策，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定振興的正能量，帶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事業不斷取得新成果。中國已動員各類發展資金近200億美元，設立“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全球發展促進中心，圍繞減貧、糧食安全等8個重點領域搭建起30多個合作平臺，已開展1100多個項目。明確全球安全倡議20個重點合作方向和5大類合作平臺機制，在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巴勒斯坦各派內部和解以及推動烏克蘭危機政治解決等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提出建設全球文明倡議踐行機制，遵循全人類共同價值，倡議聯大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支持各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牽頭成立“全球南方”智庫合作聯盟，推動創建“全球文明倡議中國—阿拉伯中心”，提議舉辦中拉文明對話大會，為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旅游、媒體、智庫等領域人員國際交流對話創造有利條件，有效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外民眾相知相親。三大全球倡議得到100多個國家積極支持，體現了中國作為“賦能型大國”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鐵肩擔道義，歷史鑒未來。80年前，面對窮兇極惡的法西斯勢力，全世界人民不畏強暴、敢于犧牲，堅定選擇站在正義與光明一邊，終于迎來偉大勝利。80年后的今天，在維霸與反霸深度較量的關鍵歷史時刻，相信一切要公道不要霸道的力量將會緊緊團結在一起，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站在各國共同利益一邊，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文明進步一邊，攜手為人類前途命運爭取更加光明的未來！
（《求是》2025年5月31日第11期）
中華文明的固本開新與開放包容
中華文明可久、可大、可新，如同奔涌了五千多年的大河，雖然有時快，有時慢，甚至有時仿佛停滯，但總體上是不斷吸納百川，奔涌向前的。中華文明生命力源于固本開新的智慧與開放包容的胸懷——既堅守文化根基，又不斷開拓創新；既堅守文化主體性，又在交流互鑒中汲取養分。
一、中華文明的固本開新
被稱為“軸心文明”的古希臘文明、中國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發展到一個巔峰狀態。這些偉大文明都經歷了不斷發展、不斷創新的歷程，又都在它們的古典時代就有了非常豐富、深刻的蘊涵。也可以說，古典時期的文明基因構成了各個文明的根本，對這些文明的基本特性和后來的發展路徑產生了深刻影響。歷史上西方文明很多次回到古希臘、古羅馬的源頭去尋找啟示。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先賢們也是不斷回到先秦、回到上古、回到文明的萌生處尋求啟示，先秦諸子一直是后世思想的靈感源泉。
《孟子》說，“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中庸》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源遠方能流長，根深才能葉茂，本立方能道生。正是依靠深根固蒂，源頭活水，中華文明才能成為世界上最具連續性的文明。中華文明的“固本”在于對文明根本的堅守。在我看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著這樣一些重要元素：以“道法自然”、“順天應時”的心態敬畏天地，以“萬物一體”、“中和位育”的理念看待環境，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方式利用自然的宇宙觀；天下為公、海納百川、和而不同、親仁善鄰的天下觀；民為邦本、九州共貫、革故鼎新、為政以德的社會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經世致用的道德觀……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深植于這些要素之中，構成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所一直秉持堅守的根本。
中華文明的“開新”在于不斷開拓文明的新境界。“生生之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中華文明是主動求變、與時俱進的文明，經歷了歷代制度變革，形成了不同時期的制度創新。在大一統國家的治理體系上，中國陸續產生了先秦的分封制、秦朝的郡縣制、漢朝的郡國并行制、元朝的行省制；在人才選拔和階層流動機制上，中國也創造了漢朝的察舉制、魏晉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舉制；在經濟制度上，中國還發展出先秦的井田制、唐代的兩稅法、宋代的青苗法、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等。中國自古就不斷有創新的科技，距今1萬年前開始栽培水稻，距今9000年開始制作彩陶、玉器，距今6000—5000年生產絲綢，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經建設出媲美今日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3500年發展出青銅技術。更有代表性的是冶鐵技術，它源起4000年前的西亞赫梯文明，距今3000年左右傳入中國，但此時只有低溫煉制的熟鐵，質地較軟，用途不廣。隨后中國在距今2500年的春秋時期發展了高溫冶煉生鐵的技術，并在漢代繼續發展出炒鋼、灌鋼等技術，長期領先世界，西歐直到約14世紀才開始鑄造生鐵。這些技術經過數千年的連續創新不斷成熟，對人類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哲學強調變易與不易的統一，中華文明始終在固本中開新。今天，從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到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從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到邁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建設碩果；從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揚帆起航……正是通過固本開新，守正創新，使得中華文明亦古亦新，煥發出無限的生機和活力。
二、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
中國的文明觀基于一個廣闊的地理空間與超大規模共同體，與有些習慣于標示內外、等級、敵我關系的文明觀不同，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總的來說展現的是開放包容的姿態，有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襟懷和氣度。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由各民族優秀文化百川匯流而成。”中華文明的起源“滿天星斗”而又內在統一，經歷長期發展，內在自成一個“世界”，內部異常多元豐富。主體是廣土眾民的農耕定居文明，又有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混一戎夏”，華夷一家。同時，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匯聚成中華文化，我們既有漢民族經史子集的文化經典，也有蒙古族的《江格爾》、《元朝秘史》、《蒙古黃金史綱》，藏族的《格薩爾》、《紅史》，維吾爾族的《金臺集》、《福樂智慧》，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民族文化經典，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典文化體系。
中國并沒有因為內部遼闊而封閉，而是形成了內外通達、和平合作的外部世界觀。張騫鑿空西域，法顯等綿延數百年西行求法，元代混合宇內外為一，中國人形成了陸上絲綢之路和綿延萬里的歐亞大陸觀。魏晉南北朝時期開發南海航路，唐代泉州等地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出發點，元代汪大淵的遠洋探索抵達東非沿海一帶，明代鄭和下西洋，以及東南沿海民間的下南洋等形成了遼闊和平的海洋觀。中華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借鑒吸納外來文明。同時，中華文明的器物、制度、文化都對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比如，絲綢成為古羅馬貴族的奢侈品，瓷器成為西歐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載體；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熱”引入了大量中國元素，科舉制度以及“無為”、“道法自然”的社會秩序和治理觀念，對現代歐洲文官制度、市場經濟思想的萌生等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華文明是高度開放包容的。唐代長安城匯聚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印度僧侶，敦煌壁畫融合中亞線條與中原意境，都彰顯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拜占庭金幣、薩珊銀幣、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鷹洋等都曾在不同時期在中國流動和交易。中國人的糧袋、餐桌更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見證，這也是很多食物以“胡”、“番”、“洋”命名的來由。歷史上中國經歷過四次引種高潮，第一次新石器至商周時期，引入大麥、小麥、馬牛羊，形成“五谷六畜”的結構。第二次秦漢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引入苜蓿、葡萄、大蒜等，豐富飲食結構。第三次唐宋時期，通過海路和陸路引入波斯棗、菠菜、西瓜等，擴充果蔬種類。第四次明清時期，引進大量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提升糧食產量，辣椒、煙草推動了農產品的商品化。這些從外國引入的農作物適應中國自然條件與社會需求，經過本土化種植栽培，融入了中國的農耕體系，豐富了中國人的餐桌。
2021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也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一個絕佳例證。泉州現存的數百座宮廟里，供奉著500多位神明，形成儒、釋、道與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和諧共存的奇觀。印度教寺廟的構件被用于佛教開元寺的建筑，伊斯蘭教的清凈寺與關帝廟比鄰而居。同時，作為10—14世紀全球海洋商貿的樞紐，泉州又通過技術、商品和人員的流動，構筑起了跨大洋跨大洲跨文明的交流網絡。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于能夠將外來文化內化為自身文明有機組成部分。中華文明如同一個大熔爐，將外來文化匯聚到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中。唐代工匠吸收中亞釉料技術，創制出青花瓷，隨后元代來自西亞的蘇麻離青料將青花燒制推向巔峰，行銷海外，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表之一；唐代僧一行吸收印度歷法中的優點，編訂《大衍歷》；明代徐光啟更以“化西為中”的胸懷，將西方數學、天文與中國傳統科技結合，編纂《崇禎歷書》。“胡琴”本是源于唐代北方少數民族的拉弦和彈撥樂器，進入中原后演化出多種不同類型，與地方傳統戲曲的伴奏要求相結合，由此產生的戲曲文化也成為中華文化的名片之一。這些創新并非被動接受，而是以中華文明主體性為根基，主動轉化外來成果，實現文明的自我超越。
對于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國的歷史經驗不是文明沖突，而是文化融合。正是通過融合，從而實現了互補和創新。佛教自印度傳入，經魏晉玄學與唐宋禪宗的改造，最終成為“中國化”的佛教。佛教的傳入也促使儒家、道家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禪宗推動了儒家心學的發展，而淵源于佛教的性宗，則推動了道家性命雙修體系的發展，同樣佛教也吸納了儒道學說，形成了直指人心、融合身心、出世入世一體的中國化佛教特征。中華文化儒釋道三教大道相通、相融、相成的格局由此而形成。馬克思主義發源于歐洲，卻能在中國深深扎根，長成參天大樹，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二者“結合”之后產生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三、固本開新與開放包容的當代啟示
中華文明是兼具連續性和創新性的文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這兩個特性也決定了固本開新是我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前提，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扎根于我們自身的文明根基推進現代化，才能夠創造不同的現代化模式，為西方路徑之外的其他文明提供啟發和借鑒。中國式現代化扎根于中國的文明傳統，例如，天下為公的胸懷、大同社會的理想、協和萬邦的天下觀、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大一統”的國家觀、選賢任能的人才觀等，都為當代實踐提供了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與此同時，固本是為了開新，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最近，在國內外引發熱潮的游戲和動畫電影中，孫悟空、哪吒等形象鮮明的傳統文化符號被打造成為超級IP，就是顯著的成功樣例。
中華文明在具備突出的統一性的同時也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這些特性也決定了開放包容是我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前提。這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規則形成鮮明對比，讓人類文明的百花齊放真正成為可能。
中國共產黨通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動中華文明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要在以堅定的文化自信秉持中華文明主體性的同時，以開放的眼光來看待外部世界，推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吸收各種先進的文明成果來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時也為人類的共同文明作出中國貢獻。
（《求是》2025年5月31日第11期；作者：彭剛，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