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19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十五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編制和實施“十五五”規劃，對于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把頂層設計和問計于民統一起來，加強調研論證，廣泛凝聚共識，以多種方式聽取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充分吸收干部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新鮮經驗，注重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高質量完成規劃編制工作。
我國將于2026年開始實施“十五五”規劃，目前黨中央正在組織起草“十五五”規劃建議。根據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規劃建議起草工作安排，有關方面近期將通過多種形式征求干部群眾、專家學者等對編制“十五五”規劃的意見建議。
（《人民日報》2025年5月20日第1版）
原則是約束指導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根本準則、規范，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和智慧，具有權威性、普遍性、穩定性和指導性等特征。政治原則就是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和規范，以政治標準指導、規范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政治原則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利益和價值取向，體現了社會總體性質和立場，是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要高度重視政治原則問題。深入學習領會這些重要論述，對正確理解政治原則的內涵和要求、有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提高全黨的政治領導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2013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個空洞口號，而是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在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關系全局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全黨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大局觀念和全局意識，正確處理保證中央政令暢通和立足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的關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在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決不允許散布違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見，決不允許公開發表違背中央決定的言論，決不允許泄露黨和國家秘密，決不允許參與各種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決不允許制造、傳播政治謠言及丑化黨和國家形象的言論。對大是大非問題要有堅定立場，對背離黨性的言行要有鮮明態度，不能聽之任之、置身事外。發現違反政治紀律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及時提醒和糾正，對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要堅決制止。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大事小情都要講政治、講原則，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理直氣壯講，不能躲躲閃閃、扭扭捏捏。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各級黨的組織都要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旗幟鮮明支持正確思想言論，旗幟鮮明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對大是大非問題、政治原則問題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必須以戰斗的姿態、戰士的擔當，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朝著什么目標前進等根本問題上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2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強調，我們要求黨員、干部不能妄議中央，不是說不能提意見和建議甚至批評性意見，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黨中央唱反調、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須嚴明政治紀律，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時刻繃緊政治紀律這根弦，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含糊，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實表明，在政治紀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險的。強調政治紀律不是泛泛講的，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站穩立場、把準方向。要始終忠誠于黨，不折不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對組織坦誠，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服從組織，自覺接受組織安排和紀律約束；始終正確對待權力，立志為人民做好事、做實事，安分守己為黨工作；始終牢記政治責任，襟懷坦白，言行一致，自覺維護黨的形象。各級黨組織要把違反政治紀律問題作為紀律審查的重要內容，帶動其他紀律嚴起來，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
2016年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放棄或忽視其中任何一點，都不可能實現黨的領導。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要明確黨組織在決策、執行、監督各環節的權責和工作方式，使黨組織發揮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要加強對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黨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引導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增強黨性修養，從思想深處擰緊螺絲。
2021年9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強調，堅持原則是共產黨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個干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現在，一些干部錯誤理解“和為貴”，一味講“寬容”、講“和氣”，當老好人，對政治原則問題含含糊糊，對大是大非問題做“開明紳士”，對不良現象聽之任之，還有的八面玲瓏、左右逢源，說話辦事看來頭、看風向，隨波漂，隨風倒，這同黨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必須堅決糾正。奉行好人主義，出發點就有問題，因為好的是自己，壞的是風氣、是事業。共產黨人講黨性、講原則，就要講斗爭。在事關政治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含糊、決不能退讓，否則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講原則，小事小節中也有講原則的問題。黨的干部都要有秉公辦事、鐵面無私的精神，講原則不講面子、講黨性不徇私情。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要丟掉幻想、勇于斗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系統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全黨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最高政治原則，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堅持的根本要求，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含糊和動搖。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當前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絕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新征程上，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宏偉目標，我們要始終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胸懷“國之大者”，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更好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必須牢牢把握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發揚斗爭精神的重大原則。
（《學習時報》2025年5月19日第2版）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和政府帶頭過緊日子，目的是為老百姓過好日子，這是我們黨的宗旨和性質所決定的。不論我們國家發展到什么水平，不論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近日，在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持續走深走實之際，黨中央對《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作了修訂，進一步擰緊黨政機關帶頭過緊日子的制度螺栓。各地區各部門要從作風建設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成敗的政治高度，認真抓好新修訂《條例》的學習宣傳貫徹，以制度的剛性約束力堅決遏制和根治鋪張浪費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
要不斷筑牢反浪費的制度堤壩。2013年，為推動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制定出臺《條例》，并推動逐步形成了以《條例》為主干、由各方面專門配套規章制度共同構成的反浪費制度體系，有效遏制了“車輪上的腐敗”、“舌尖上的浪費”、“會所里的歪風”等作風突出問題。同時要清醒看到，盡管黨中央三令五申，個別黨政機關大手大腳、奢侈浪費現象仍然時有發生，一些黨員干部頂風違紀、隱形變異的“四風”問題仍然屢禁不止。這次《條例》修訂，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與時俱進完善經費管理、國內差旅、因公臨時出國（境）、公務接待、公務用車、會議活動、辦公用房、資源節約等規定，強化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責任落實，通過有針對性的查漏補缺、更新升級，進一步筑牢了反浪費的制度堤壩。
要嚴格落實帶頭過緊日子要求。新修訂《條例》就加強黨政機關經費使用管理，完善政府采購監管辦法，優化政府投資方向和結構，從嚴從緊管理黨政機關國內差旅活動、因公臨時出國（境）活動、公務接待活動、公務用車、會議活動、辦公用房，強化節約集約利用資源，提出了更高標準、更嚴要求。各級黨政機關要嚴格抓好過緊日子各項制度落實，勤儉辦一切事業，從嚴從簡、精打細算，強化約束、嚴控支出，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騰出更多資金用于發展所需、民生所盼。
要切實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新修訂《條例》突出強調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必須樹立正確政績觀，嚴禁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決策失誤是最大的浪費。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制定發展規劃、出臺政策措施、決定重大事項都要力戒大手大腳、寅吃卯糧，要把有限的財政資源用在抓改革、促發展、干實事上，確保黨中央關于高質量發展的各項決策部署真正落地見效。要堅決糾治各種形式的“政績沖動癥”，對領導干部政績觀錯位，重大決策失誤特別是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造成嚴重浪費的，必須嚴肅追究責任。
要狠剎鋪張浪費歪風邪氣。新修訂《條例》針對強化“四風”糾治特別是深化整治鋪張浪費現象，進一步嚴明紀律要求、讓制度長牙帶刺。要結合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嚴格落實政府采購、公務活動、公務用車、會議活動、辦公用房等節約規定，嚴禁超標準采購或者購置奢華物資設備，嚴禁超標準公務接待，嚴禁超標準建設或者豪華裝修接待場所和辦公用房，嚴禁為公務用車增加高檔配置或者豪華內飾，堅決防止在節慶展會論壇、運動會、賽會等活動中互相攀比、大操大辦、鋪張浪費，堅決防治和糾正政務服務中的“面子工程”。
要扎實推進節約型機關建設。新修訂《條例》對各級黨政機關深入推進節約型機關建設進一步提出要求。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堅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應當在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上走在前、作表率。要推動各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深刻領會《條例》精神，樹立節約觀念、儉樸意識，節約集約使用資金資源，帶頭開展糧食節約行動，堅決杜絕各種資金資源浪費。要建立健全反浪費監督檢查機制，加大監督力度，強化責任落實，持續深入推進節約型機關建設，以優良黨風政風引領社風民風，在全社會進一步營造浪費可恥、節約光榮的濃厚氛圍。
（《人民日報》2025年5月19日第1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培育并發揚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艱苦奮斗、求真務實等優良傳統作風。深刻總結黨的作風建設的歷史經驗，對推動全黨正在開展的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走深走實，對新征程上繼續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抓住黨性這個作風建設的根本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問題根本上是黨性問題”，“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風邪氣近身附體”。一路走來，我們黨始終抓住黨性這個作風建設的根本問題，引導黨員、干部加強黨性鍛煉、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改造主觀世界，筑牢了作風建設的根基。
以錘煉黨性為基礎。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我們黨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根本要求，強調“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堅持把黨性教育、黨性鍛煉作為基礎性工作來抓，從而永葆先進性、純潔性，以好作風好形象不斷創造新偉業。早在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規定了黨員在入黨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在黨處于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等一系列原則。在總結黨的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建黨以來第一份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自此以后，加強黨性鍛煉成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注重透過作風抓黨性，抓住黨性改作風，以作風建設新氣象贏得人民群眾信任擁護。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提出“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修身養性的必修課，也是共產黨人的‘心學’”的重要論斷，拓展和豐富了對黨性教育的認識，黨性教育也成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
?以堅定理想信念為根本。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堅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們黨注重把理想信念這個共產黨人的“本”牢固樹立起來，從而煉就金剛不壞之身，經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驗。在大革命遭受嚴重挫折之際，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面對狂風惡浪而信念篤定，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盛贊為“沒有字的教科書”。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理想至上”的精神感染了許多到訪者，美國人約翰·科林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的衣服破爛不堪，他們的裝備缺槍少彈，但他們有為目標奮斗的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最終“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建立新中國的動力源泉，也是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黨的十八大后不久，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講到如何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問題，第一條就是堅定理想信念，強調這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把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作為思想建設的根本任務，接續開展8次黨內集中教育，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武裝不斷深入，取得了補鈣壯骨、強身健體的顯著成效。
歷史經驗啟示我們：本立而道生，本正而形聚。作風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質，但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而黨性強弱又決定于理想信念是否堅定。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把錘煉黨性、提高思想覺悟作為終身課題，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自覺從黨的創新理論中汲取黨性滋養，自覺用黨的創新理論改造主觀世界，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
緊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這個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問題核心是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加強作風建設必須緊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這個關鍵”。一路走來，我們黨始終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群眾觀點，踐行群眾路線，站穩人民立場，厚植為民情懷，夯實了作風建設的根本落腳點。
深刻認識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我們黨要求廣大黨員堅持群眾觀點，牢記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從而站穩作風建設的根本立場。革命戰爭年代，黨常將黨群、軍民關系比作魚水關系。這種魚水關系，為我們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銅墻鐵壁。毛澤東同志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同志提醒全黨，如果“脫離群眾而不能堅決改正，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要論斷，深情指出：“在人民面前，我們永遠是小學生”，“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就會把我們當親人”，“無論是風高浪急還是驚濤駭浪，人民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依托、最強大的底氣”。站在這樣的認識高度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堅持與群眾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書寫了人民至上的嶄新篇章。
以有效舉措使黨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我們黨提出并踐行群眾路線這一根本工作路線，有效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到實處，從而得到群眾真心擁護，讓黨群關系真正密切起來。1929年，毛澤東同志在給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授課時強調：“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隨時隨地都要念叨‘爭取群眾’，這是共產黨的護身法寶”。看到蘇區干部切實為群眾謀利益、解難題，群眾由衷地說：“共產黨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習仲勛同志被毛澤東同志譽為“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他反復強調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用心用情予以解決，因此，“當群眾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改革開放以后，為了防范黨員、干部腐化變質、脫離群眾，黨先后作出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多個決定，通過踐行群眾路線，切實為群眾解難題、辦實事，密切黨群關系。黨的十八大剛剛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在帶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開宗明義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重信踐諾，提出并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鄉親們是哭還是笑”當作“黨中央的政策好不好”的衡量標準，把為民辦事、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努力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持續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
歷史經驗啟示我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也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基。新征程上，我們必須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腦中常謀富民之策，把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體落實到行動上，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筑牢黨長期執政最可靠的群眾根基。
改進作風必須自上而下、以上率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風成于上，俗化于下”，“在作風建設方面，領導干部帶好頭是無聲的示范”。一路走來，我們黨始終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帶頭轉變和改進作風，身體力行、以上率下，掌握了作風建設的主動權。
牢牢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我們黨從“關鍵少數”著手，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正人先正己”，“敢于拿自己開刀”，從而解決作風問題才能勢如破竹，改進工作作風才能立竿見影。1947年，朱德同志在講到轉變作風問題時指出：“守紀律要首先從上邊守”，“我們和毛主席在井岡山時就是這樣，規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同志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陳云同志在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期間指出：“領導干部帶頭守法，下面就不敢亂來，領導要是自己開了口子，那下面就亂套了。”這些樸實的話語深刻說明：在作風建設問題上，領導干部雖然是“少數”，但作用很“關鍵”。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就明確強調：“黨風廉政建設，關鍵在領導干部，特別是中央要帶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中央怎么做，上層怎么做，領導干部怎么做，全黨都在看”的清醒和自覺，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從中央政治局抓起，引領新時代黨的作風建設呈現新氣象。
推動形成領導干部走在前、做示范的“頭雁效應”。我們黨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由上而下，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層層傳導壓力、層層抓好落實，從而引領作風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帶動形成良好的黨風政風社風。革命戰爭年代，在槍林彈雨中，干部在前面一沖，不用講話，不用動員，戰士們會自動地跟上來。延安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帶頭開荒種地、背簍拾糞、捻棉紡紗，帶動大生產運動如火如荼開展。改革開放新時期，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就高級干部住房、用車等作了嚴格細致規定，以實際行動反對特殊化，發揮了“高級干部帶頭，這個事情就好辦了”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帶頭改進作風，制定出臺并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以實際行動給全黨改進作風作表率。對于中央八項規定，習近平總書記態度鮮明，強調“中央政治局同志從我本人做起”，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制定實施中央八項規定，是黨在新時代的徙木立信之舉，起到了“一子落地，作風建設滿盤皆活”的效果。中央八項規定已成為黨的作風建設的代名詞，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張“金色名片”，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實現重塑。
歷史經驗啟示我們：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干部作風是人民群眾觀察評價黨風的晴雨表，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從己做起，是無言的要求、無聲的號召。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對作風建設認識高一層、學習深一步、實踐先一著，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自覺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斗爭，帶頭轉變和改進作風，勇于自我革命，積極擔當作為，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沖在前、干在先。
作風建設要堅持立破并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建設是立破并舉、扶正祛邪的過程”，“要堅持糾‘四風’和樹新風并舉”。一路走來，我們黨始終不忘初心，弘揚清風正氣，涵養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以鐵腕糾治歪風邪氣，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找到了作風建設的管用辦法。
揚正氣、樹新風，推動全黨崇德向善、見賢思齊，以優良黨風引領社風民風。我們黨通過抓典型、樹榜樣，為改進作風樹立了鮮明導向，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弄清楚“哪些應該做”，不斷提升作風建設的水平。在中央蘇區，興國縣各級干部深入實際，創造了黨員、干部“十帶頭”的好風尚。毛澤東同志題寫“模范興國”4個字，號召蘇區干部向興國縣學習。新中國成立后，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王杰等一大批先進典型不斷涌現。“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等永遠鐫刻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歷久彌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對先進典型和功勛模范進行表彰。受表彰者中許多是長期奮戰在各行各業一線以及基層地區的共產黨員，如張富清、黃大年、黃文秀等，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忠誠信仰、家國情懷和奮斗精神，激勵著全體黨員強素質、改作風、建新功，以優良黨風帶動社風民風不斷向上向善。
糾歪風、壓邪氣，堅持正風肅紀反腐相貫通，及時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互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風滋生掩藏腐敗，腐敗行為助長加劇不正之風、甚至催生新的作風問題。我們黨通過反腐敗、除毒瘤，及時整治腐敗變質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警醒廣大黨員、干部弄清楚“哪些不能做”，堅決守住作風建設的底線。1926年8月，黨中央發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反腐文件《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有效凈化了黨員隊伍。延安時期，我們黨開展了一場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開創了以整風方式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成功范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強調：“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從1950年到1955年的6年時間里，黨連續開展5次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以優良作風推動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項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后，1983年10月，黨中央作出關于整黨的決定，糾正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不正之風，使黨的組織進一步純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釘釘子精神糾治“四風”，剎住了一些長期沒有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祛疴治亂，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輸不起的斗爭，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
歷史經驗啟示我們：立破并舉、扶正祛邪，才能政通人和、海晏河清。既注重揚正氣、樹新風，又堅決糾歪風、壓邪氣，二者相互配合、并用共舉，是開展作風建設的有效方法。新征程上，我們必須用好有立有破、立破并舉，扶正祛邪、激濁揚清這一重要方法，堅持系統施治、標本兼治，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力，堅決鏟除腐敗滋生的作風溫床，使黨的作風全面純潔起來。
?回顧走過的路，是為了走好前行的路；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以史為鑒，把握現在、開創未來。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急劇增多；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面臨許多難關和挑戰。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總結運用好黨的作風建設的歷史經驗，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馳而不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以優良作風凝心聚力、干事創業，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作風保障。
（《求是》2025年第10期）
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擴大內需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立足點，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不少文章都對擴大內需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指出：“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擴大內需既關系經濟穩定，也關系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等等。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外需不確定性逐漸上升。擴大國內需求能夠抵御外部沖擊、持續推動我國經濟回升向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穩增長的當務之急，也是適應國內外形勢變化的戰略抉擇，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長遠之策。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不久前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我們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加快把黨中央對于擴大內需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不斷筑牢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的內需基礎。
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具有十分廣闊的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征會更加明顯，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會不斷釋放。”正確認識消費和投資的關系，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強大生產能力，推動消費和投資良性循環，是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前提。從國民經濟循環角度看，消費是最終目的，投資是實現這個最終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一方面，消費需求規模增加、結構變化，要求增大供給、改善供給，需要擴大投資。在這一過程中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可以進一步增強消費能力并帶動消費需求擴大。另一方面，投資需要適應消費，缺少消費需求支撐的投資是無效的，最終將通過市場出清而不復存在。同時，投資也能創造消費，創新性投資有利于催生新的消費產品和服務，激發新的消費需求。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需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
激發有潛能的消費，空間廣闊。消費是國內大循環的起點和終點，在經濟增長中具有基礎性作用。當前，相對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30萬億元的超大經濟體量和14億多人口構成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我國消費總量仍然相對不足，需要立足經濟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準確把握和激發有潛能的消費。
在消費升級中把握消費潛能。2024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居民消費加速從衣食住行向文教康樂升級。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2024年已經降到29.8%，但與發達國家大多小于19%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下降空間，釋放出來的消費能力將由文教康樂等服務消費填補。當前，我國服務消費增長勢頭很好，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6.1%，接近消費的“半壁江山”，是消費恢復增長的重要支撐。服務消費占比隨著收入增長而提高是普遍規律，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60%左右，這表明未來我國擴大服務消費的空間還很大。與此同時，我國商品消費的升級趨勢也非常明顯。比如，這兩年限額以上單位體育娛樂用品類零售額增長速度快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未來一個時期，我國汽車消費仍有擴大空間，將轉入置換升級與普及并重階段。家電消費也進入更新替換期，在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拉動下，2024年限額以上單位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商品零售額比上年增長12.3%，未來一個時期家電消費朝著低碳、綠色、智能方向升級是大趨勢。
從社會結構變化中尋找消費潛能。202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6.8%，與一些發達經濟體在相似發展階段約65%的水平仍有差距，未來發展還有潛能。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預計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達到7億人。中等收入群體構成了我國中高端商品和服務的消費主體，質量更優、性能更佳、內容更豐富的消費需求將更快增長。
從城鄉區域消費梯次升級中釋放消費潛能。近年來，我國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快于城市1—3個百分點，雖然新冠疫情沖擊后的部分月份有所改變，但總的趨勢沒變，2024年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比城鎮快0.9個百分點。同時，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大多快于東部地區且一些年份增速差距拉大，二、三線城市消費增速逐漸快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隨著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消費梯次升級蘊藏著新空間新潛能。
從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中挖掘消費潛能。供給能夠創造自身的需求。近年來，科技產品、數字技術不斷催生新的消費熱點，VR/AR（虛擬現實/增強現實）裝備、智能電視、智能手表、智能冰箱、智能空調、家用機器人等商品激發新的消費需求。根據有關測算，我國智能家居市場規模已從2016年的2608.5億元增長到2024年的超7800億元，年均保持兩位數增長。網絡銷售、即時零售等消費新業態不斷發力，消費體驗新場景新模式不斷涌現，電子商務、直播經濟、在線文娛蓬勃發展，智能化沉浸式服務體驗有感可及。這些都將激發新的消費需求。
從消費理念變化中挖掘消費潛能。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理念正在悄然變化。綠色產品廣受歡迎，2024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比上年增長35.5%，占全部汽車銷售量比重達40.9%，較2023年提高9.3個百分點；國貨“潮品”熱點不斷，漢服、各個領域的老字號備受青睞，據京東《2024國貨消費觀察》，近一年在京東上搜索熱度TOP100品牌中“國品”占比持續超過70%，90后、00后年輕消費者國貨消費金額占比超過60%；健康消費正成為一種新趨勢，預防式健康產品、衛生防護用品、家用運動健身器材等各類健康消費市場火爆。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健康產業消費趨勢發展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大健康產業總收入規模達到9萬億元。隨著居民消費理念的變化，綠色產品、國潮國貨、健康消費等增長空間巨大。
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空間廣闊。投資從短期看是需求，從長期看是資本積累。當前，我國勞均資本存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約2/3，制約了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升。發達國家高水平的勞均資本是多年不斷投資積累形成的，我國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仍然需要不斷擴大有效投資、不斷積累資本。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夯實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支撐，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綠色低碳發展等，都蘊含著廣闊投資空間。
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補短板蘊含投資潛力。在基礎設施領域，許多建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交通、市政等基礎設施正進入老化期，其中路齡超過15年設計年限的二級及以上高等級公路占比超過50%，與高質量發展要求還有差距；在民生領域，2020年我國每千人口病床數只有高收入國家的約40%，每千名65歲以上老年人擁有的養老床位數只有德國的約60%、美國的約80%，距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尚存差距。傳統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補短板，都蘊含投資潛力。
產業轉型升級蘊含投資空間。產業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載體。2024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已經提高到16.3%，但與其他制造業大國相比仍有5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高技術產業投資空間大。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前后，技改投資占工業投資比重達到50%—60%，而我國剛過40%，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對設備更新、工藝換新、數智化轉型等技改投資需求很大。
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蘊含投資需求。2024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7%，高于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年均增加1000萬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將帶動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投資。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等也將帶來農村投資提質擴容。同時，我國中西部地區還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未來一個時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于其他地區是大趨勢。推動區域重大戰略聯動融合、深入推進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等也將帶動“兩重”投資擴大。
綠色低碳發展蘊含投資潛能。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加快推進電力低碳化清潔化、交通電動化綠色化、建筑低碳化零碳化轉型以及工業提能效、降排放改造。據測算，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所需投資占GDP比重超過2%，這將形成巨量投資需求，是未來一個時期投資發力的重點領域。
需要看到，我們擴大投資是要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短期看能夠滿足或創造即期最終消費需求，長期看則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為消費持續擴大注入源頭驅動力。首先，我國居民消費已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通過投資發力改善供給體系質量，可以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升級的多層次、高品質、多樣化消費需求。其次，我國城鄉區域之間發展還不平衡，改變這一格局需要投資加力補短板。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推進新型城鎮化、鄉村全面振興和區域協調發展，也可以激發更多的消費需求。第三，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演進，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投資加力；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可以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為持續激發消費需求、實現投資消費在更高水平上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創造條件。
牢牢把握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實施重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擴大內需“是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需要創新政策手段方式、把握政策力度和節奏，積極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加快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全方位暢通內需鏈條，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長短結合激發有潛能的消費。貫徹落實《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短期強化政策牽引帶動作用，長期通過穩就業穩收入穩預期，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全面激發城鄉居民消費潛能。一是加大促消費政策力度。針對目前我國消費市場運行存在的堵點卡點，加力擴圍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能換則換”“應換盡換”，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家電等大宗消費；新增中央財政支出要更多向托育托幼、教育、文體、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傾斜，健全民生服務財政保障機制，在改善居民消費預期的同時激發更多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的消費；圍繞優化消費環境采取一些標志性舉措，加快優化消費基礎設施，以點帶面在全社會形成放心消費環境。二是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針對中高端商品和服務供給不足這一影響消費持續擴大的主要問題，要適應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和環境，增強供需適配性。放開準入、創新機制，支持各類經營主體為城鄉居民提供品種多樣、品質優良、品位高雅的服務；適應消費升級趨勢，積極培育壯大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型消費，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打造消費增長“第二曲線”；充分發揮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對新型消費的引領作用；深入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充分釋放三四線城市和縣域、鄉村等的消費潛力。三是穩就業促增收。就業不穩和增收壓力大是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的重要因素。為此，要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就業帶動能力，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重點群體就業，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提升社會保障水平，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改善居民消費預期；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培育支撐消費的中堅力量。同時，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依法嚴厲打擊資本市場財務造假和上市公司股東違規減持等行為，更為有效持久地提振資本市場，發揮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支撐作用。
軟硬結合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堅持項目建設和配套改革相結合，既注重資金投入，也注重投資環境建設，加快健全投資長效機制，調動各類經營主體投資積極性，使經營主體有充足投資空間“能投資”、有穩定預期信心“敢投資”、有投資能力和投資效益“愿投資”，著力擴大有效益的投資。著力擴大投資空間，圍繞重點產品、重點行業，加大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領域投資；聚焦薄弱環節、薄弱區域，加快補上交通、能源、水利、生態環保等基礎設施短板，加強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民生領域對人的投資，更大力度支持“兩重”項目，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城市更新等領域的投入，增加鄉村、中西部地區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投資；瞄準新賽道、新領域，加大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綠色轉型等領域投資，加大數字化轉型、網絡化協同、智能化變革、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等投資，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條件。當前，經營主體投資預期較弱、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投資能力不足、投資意愿較低，是制約有效益投資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要充分發揮有為政府作用，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強化民間投資主體作用，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有關要求，扎實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穩定民營企業政策預期和發展信心，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大重點領域制度型開放力度，穩住并有效吸引外商投資。持續實施企業降本增效行動，優化投資審批流程，有效治理招商引資中的亂象，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政策協同發力是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保障。必須加強政策系統集成、協同配合，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營造寬松政策環境。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統籌安排各類財政資金，將支出向民生領域傾斜，持續支持“兩重”項目和“兩新”政策實施，帶動相關領域投資并促進消費增長，確保財政政策持續用力、更加給力；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充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更好激發企業投資活力，穩定市場預期，為消費和投資營造良好金融環境；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提供更強政策合力。
（《人民日報》2025年5月22日第9版；作者，郭春麗，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速各領域科技創新突破。”近年來，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的驅動下，人工智能加速發展，推動人類社會迎來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時代，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重塑科學研究的基本邏輯與方法體系。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的理論邏輯，明晰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的突破口，探索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面臨的問題挑戰和我國應對方案，以人工智能引領加速各領域科技創新突破。
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的歷史邏輯與典型特征
縱觀近代以來的科學史，科研范式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革。一是以觀察實驗為核心的“經驗范式”。這種范式以伽利略物理學為典型代表，強調對自然現象的描述、記錄、總結和歸納。二是以數理模型為基礎的“理論范式”。這種范式以牛頓力學和相對論為代表，強調通過數學建模對自然規律進行抽象和推演。三是以仿真模擬為標志的“計算范式”，強調利用電子計算機仿真科學實驗，實現結果預測和可視化。這三種科研范式的變革主要體現在科研工具創新和效率優化方面，但本質上都遵循“觀察—假設—驗證”的傳統研究邏輯。隨著計算機軟硬件設施升級迭代，數據積累和算力不斷加強，推動科學研究從傳統的以假設驅動轉向基于海量數據驅動。這為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奠定了重要基礎。
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發展，開啟了人工智能發展的新階段，推動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科學、技術和工程研究。隨著以ChatGPT和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取得重大突破，由海量數據和龐大算力“雙輪驅動”的“智能化科研”逐步成為新一輪科研范式的核心特征，其內在邏輯表現為“數據密集—智能涌現—人機協同”，具體體現出三方面特征。一是以智能挖掘替代假設檢驗。傳統科學研究主要依托理論推導和實驗驗證，而人工智能強調通過對海量數據中隱含規律的挖掘與分析，構建起以數據驅動和算力驅動為核心的科學研究體系，進而實現精準科研。比如，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在蛋白質結構預測上作出突出貢獻的3位科學家，表彰他們開發的計算工具AlphaFold在蛋白質結構預測和計算設計領域的革命性影響。AlphaFold成功預測了幾乎2億種蛋白質結構，其對蛋白質結構的智能挖掘大大超過人類以往百年的科研積累，展現了人工智能在推動科學創新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以多元知識耦合激發智能涌現。人工智能技術具有顯著的賦能作用和“滲透”特征，能夠打破學科壁壘，拓展科研邊界，催生交叉學科研究，以“人工智能+”助力打造跨學科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不僅能提高科研效率，更能夠激發出新發現新知識。例如，華為云盤古大模型將思維鏈技術與策略搜索深度結合，極大地提升了數學能力、復雜任務規劃能力以及工具調用能力，已在30多個行業、400多個場景中落地，有望協助眾多產業研發創新的智能升級。三是人工智能逐步從“輔助工具”轉變為“科研主體”，形成人機協同的科研組織模式。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逐步實現從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的全流程覆蓋。這并不是對人類科學家的取代，而是以新的范式協助人類提升科研效率。比如，在考古研究中結合人工智能技術，通過人機協同智能技術開發的文物虛擬修復，可以在不干預文物實體的前提下，實現對出土文物碎片的虛擬拼接、矯形、復原，大大提升文物復原等相關研究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根據不同研究和修復目的進行快速、無限次調整，以多種表達和展示滿足不同受眾和場景需求。
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的核心突破與實踐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4月29日在上海考察時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正迎來爆發式發展”。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意味著科學研究范式需要實現以方法論變革為起點、以組織模式變革為載體、以價值體系變革為內核的革命性重構，從而推動科學研究向人機協同的方向發展。
從方法論視角看，人工智能突破了人類數百年來沿襲的“觀察—假設—驗證”的線性科學研究范式，催生出“數據密集—智能涌現—人機協同”的三元認知方法論，推動形成數據、算法、人類智慧相互激發的智能系統。這不僅能夠突破傳統科研受限于人力、時間及數據維度的瓶頸，可以將復雜問題轉化為可計算任務，顯著縮短研發周期；又有助于解決傳統科研難以處理的多學科耦合問題，催生交叉創新，創造知識生產新范式；而且更擅長同時處理文本、圖像、代碼等異質信息，并在海量數據中捕捉隱性規律，形成超越人類直覺的創造力。比如，復旦大學聯合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開發的跨學科大模型，整合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在超導材料預測、臺風路徑模擬等方面都取得了更準確、更高效的成果。
從科研組織方式看，人工智能推動科研組織從“孤島式創新”向“分布式智能網絡”變革，使傳統科研組織的“中心—外圍”結構向“節點—網絡”結構轉變，形成了新的科研組織模式。網絡中的各主體共同平等參與人類知識生產，形成人機協同的全新科研團隊，創新形成“人類提出需求—人工智能生成路徑—計算機自動驗證”的全鏈條科研路徑。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還催生出“科研開源”和“科研元宇宙”等方式，能夠動態匯集全球專業人士實現24小時不間斷跨國協作。例如，“歐洲開放科學云計劃”和“歐洲高性能計算共同計劃”鏈接多國資源，研究人員可共享人工智能算力與實驗數據，推動跨國協作創新，成倍提升實驗效率。
從價值體系看，人工智能推動科技與人文融合發展，對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類需要通過增強技術的人文維度來引導科技向善、為人類造福。人工智能破解了人文精神與科學技術融合的量化難題，極大拓展了科學研究的人文價值，讓科技真正成為促進人類社會正向發展的動力。同時，人工智能對于海量數據和應用場景等方面的需求，進一步在資源獲取、知識生產和成果評價方面推動科研范式向更加開放包容的方向發展，提高了科學研究的公平性。例如，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選擇開源，共同形成平臺化工具體系，支持跨學科成果涌現，推動實現多學科協同的智能科研新范式。
當前，我國在人工智能驅動科研范式變革方面積極探索，在科學知識生產方面形成三個方面的實踐路徑。一是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形成模塊化的科研組織攻關能力。聚焦國家戰略急需、應用導向鮮明、最終用戶明確的攻關任務，通過“揭榜掛帥”機制等推動實現科研攻堅的動態組隊。比如，建設“模速空間”人工智能大模型專業孵化和加速平臺，已入駐100余家人工智能大模型企業；又如，在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量子通信攻關中，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將基礎研究團隊、工程轉化主體與人工智能算力支持機構進行實時耦合，大大縮短了核心技術的突破和應用周期。二是充分利用應用場景豐富的優勢，將其轉化為人工智能數據增強優勢。突出應用導向是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優勢，更加豐富多元的數據有利于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和模型準確率。我國擁有龐大且多元的市場，豐富的應用場景和不同的區域發展程度有助于形成“梯度增強學習”優勢，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提供了天然“試驗場”。三是將中華文化與人工智能的模型思維進行整合。中華文化中的整體思維與人工智能復雜系統建模有著內在一致性，二者的融合有利于打破定性與定量分析的傳統界限，拓展科研視野和應用邊界。比如，一些科研團隊借助人工智能圖譜技術，將《黃帝內經》等典籍與歷代醫案構建成結構化的知識網絡，實現中醫理論體系的數字化建構。總的來看，我國在科學知識生產方面的實踐路徑，體現了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的創新。
積極應對風險挑戰，以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引領科研范式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帶來前所未有發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遇風險挑戰。”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在拓展人類認知廣度和深度的同時，也面臨著數據安全、道理倫理、結果評判等方面的諸多爭議。在數據安全方面，將進一步加劇敏感數據的泄露風險，同時也會產生數據歸屬不清、數據資產流失等問題；在道德倫理層面，將模糊人類和計算機對知識生產貢獻的邊界，不可避免會引發對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科研主體資格的討論；同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嚴防資本將人工智能異化為工具，堅決避免科研淪為資本擴張的附庸，防止其加劇社會資源分配失衡。在結果評判方面，將對傳統科研同行評審制度提出新的挑戰，同時針對人工智能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這將引發關于人工智能參與研發的專利主權的討論；此外，人工智能預測結論難以進行人為評判，如何判斷其可信度、是否能夠直接應用于實踐等，還值得進一步討論。積極應對這些風險挑戰，需要在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基礎上，從政策支持、人才培養、國際合作、治理框架、標準規范等多方面發力，為推動人類科研范式變革貢獻中國方案。
打造國家科研算力中樞網。算力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人工智能在各領域的快速應用發展，也增加了對高算力的需求。為此，應堅持全國一盤棋，以“東數西算”工程為基礎，統籌推動建設人工智能驅動的科研創新聯合體。可在有條件的地區設置人工智能技術制高點，實現高量級算力自主可控，實現對算力和數據資源的智能調度；加強科研數據安全保障，在提高數據開放共享水平的同時保障數據持續處于有效保護、合法利用、有序流動狀態；綜合運用好科研財政、金融保險、成果孵化平臺等政策支持手段，搭建國家級智能科研網絡體系。
建立人機協同的科研體制。人機協同將是未來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順應這一發展趨勢，要在國家級科研項目中探索引入人工智能科學家崗位，大力創新科研流程、科研模式和評價體系，推進科研活動中的人機協同，并加快推進對人類與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貢獻的量化評估；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培育以青年為主體的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梯隊；重視科研智能化過程中對人的就業支持、工作保障和評價機制，重視在人機協同科研中堅持人的主體地位。
發起開放合作的國際科研聯盟。開放創新生態能夠激發創新主體活力、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和有機配置、改善創新環境及提升國家與地區的創新能力。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要以開放包容心態融入全球科研協作浪潮，積極推進我國先進科技同國際科研前沿接軌。可以“數字絲綢之路”為載體，構建逐步開放的國際科研數據公開平臺，有序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開放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數據共享，積極參與針對數據主權、算法責任、成果分配等的國際人工智能規則制定，打造科研國際公共品，推動形成新型國際科研共同體。
提升人工智能科研治理能力。加快制定科研領域人工智能通用技術的國家標準，針對人工智能貢獻比例及學術責任承擔等問題增設相關責任條款，出臺針對人工智能科研的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在數據、算法、模型等層面發布細分技術指導和備案規范，加快打造中國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科研工具鏈。出臺針對人工智能科研項目的倫理影響預評估制度，推行人工智能算法分級披露機制，對高風險領域建立全周期人工智能行為審計報告。完善應對人工智能科研風險的技術監測、風險預警和應急響應體系，針對人工智能科研成果和應用孵化落地實施分級“沙盒監管”制度，允許在可控范圍進行容錯糾錯，確保人工智能在科研應用中安全、可靠、可控。
（《人民日報》2025年5月23日第9版，作者，汪壽陽 劉夢，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黨的文獻形式確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的理論地位。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將“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確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路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標識性概念之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國際關系領域的重大成果，在全球治理理論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為破解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根本性和緊迫性問題提供了全新路徑。
從歷史邏輯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深刻回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
追溯過往，全球治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幾百年來，全球治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世界歷史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的基礎條件。17世紀中葉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歐洲搭建了一個主體和范圍有限的地區秩序，確立了主權平等等國際關系準則，為此后的全球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礎。但是，受生產力水平、工業化程度、交通運輸方式等因素制約，這種秩序尚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屬性。世界歷史進程中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嘗試始于一戰后成立的國際聯盟。二戰后，以聯合國為主體的、涉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廣泛領域的全球治理體系得以建立，全球治理實踐進入大發展階段。1990年，國際發展委員會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并很快得到國際認可。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和全球性挑戰的不斷涌現，全球治理受到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重視，參與全球治理的主體不斷增加，全球治理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成為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聚焦現實，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當今世界必須解答的時代課題。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習近平主席指出：“面對風險和挑戰，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堅持團結合作、開放包容才是人間正道。”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應對。與此同時，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不斷增強、推動全球治理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能力不斷上升，但發達國家不愿意向發展中國家讓渡更多權力。尤其是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局勢動蕩加劇、亂象頻出，個別國家無視國際規則，大搞唯我獨尊，造成了全球治理機制的失靈，治理赤字越來越明顯。
著眼未來，完善全球治理需要嶄新的理念指引。時代是思想之母。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大國領袖的敏銳時代洞見和深沉歷史自覺。全球治理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政府治理或社會治理，其依靠的是在共同的價值理念認同之上，由各個行為主體通過協商形成一定規則、建立相應制度，來調整相互關系和權利義務。因此，完善全球治理的基礎和關鍵是解決理念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隨著國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積極深遠的變化。中國的外交政策主張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議，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和支持；中國在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解決熱點難點問題上發揮的積極作用，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期待和贊許。特別是近年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橫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回潮，世界渴望穩定性和方向感，越來越多的國家真誠希望中國展現領導力、提供確定性，熱切期待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從理論邏輯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實現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成性創新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就是主張全球事務要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體系要由大家一起建設，治理成果要由大家一起分享，讓各國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這一全球治理觀深刻回答了“由誰治理”“為誰治理”和“怎樣治理”的問題，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層面實現了集成性創新，是全球治理理論中國化和中國治理經驗國際化的重要原創性成果。
主體拓展。習近平主席指出：“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就是要堅持國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寫、共同維護。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國商量著辦，不能允許誰的‘胳膊粗’就聽誰的。”特別強調全球南方國家的力量。在訪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時，習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用主權平等的思維取代狹隘民族主義的思維，倡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主張參與全球治理不應該是大國的特權和專利，而是要最大程度增強合作機制、理念、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確保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要維護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其要義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通過開放合作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繁榮發展。全球南方要在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進程中走在前列，共同做開放發展的中堅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設力量、維護和平的穩定力量，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境界升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2025年4月，在同肯尼亞總統魯托會談時，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通過團結合作應對各種挑戰，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維護國際貿易規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推動各國在全球治理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發展成果也不應再由少數國家獨占，各國人民都有過上幸福生活的權利。主張主權平等而不是恃強凌弱，公平正義而不是本國優先，團結合作而不是分裂對抗。強調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遵守，確保有效實施，不能搞例外主義和雙重標準，不能以小圈子制定的所謂“規則”侵害他國正當權益，不能坐視多邊機構因會員國無法合作而失能失效，要加強國際法治的權威，大國尤其要帶頭講誠信、講法治，不應欺行霸市、巧取豪奪。
思維重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一種關于全球治理的思維模式革命。一是以辯證思維根本性解決權責統一的問題。2025年4月，在會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歐應該履行國際責任，共同維護經濟全球化潮流和國際貿易環境，共同抵制單邊霸凌行徑，不僅維護自身正當權益，也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國際規則和秩序。”這體現著將治理規則的設立者、治理行動的參與者、治理成果的享有者緊密聯系起來。二是以系統思維看待全球治理，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系統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樣的理念加強全球治理”的時代命題，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完善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三是以問題導向聚焦當今世界最為突出的發展、安全、文明的議題，提供以“三大全球倡議”為代表的國際公共產品。強調在應對地區沖突、自然災害、重大疫情等緊迫性問題時，多邊機構要快速反應，展現人道主義和行動力；在應對新興技術、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長期性挑戰時，多邊機構要未雨綢繆，展現前瞻眼光和引導力。
從價值邏輯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國際關系領域的標識性成果，在全球治理理論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標識性概念，這一概念立足理論高峰、面向各國人民，顯示出巨大的穿透力、吸引力、感召力，實現了“術語的革命”。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實現路徑。習近平外交思想是一個系統科學、邏輯嚴密的思想理論體系，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一體系的核心理念。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明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目標、實現路徑、普遍遵循、基本支撐、戰略引領、實踐平臺等“四梁八柱”，確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體系。從邏輯關系上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著眼核心理念和哲學追求問題，解決總目標和大方向問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著眼具體領域的思路和方法，解決實踐方案和實施舉措問題，兩者是目標和路徑的關系。從理念內核上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髓要義都是“共同”，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生動體現。
為全球治理理論的豐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習近平主席指出：“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來，也不需另起爐灶，而是應在悉心維護的基礎上改革完善。”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堅持求同存異，堅持多邊主義，與時俱進，豐富完善。全球治理的概念產生和興盛于歐美，理論上脫胎于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思想根源上與“西方中心主義”以及“文明優劣論”“種族優劣論”密切相連，具有先天缺陷和歷史局限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摒棄了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舊理念，強調各國在國際事務中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分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價值導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涵蓋了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生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豐富了全球治理理論的內涵。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處世哲學，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也孕育著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對“協和萬邦”“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知行合一”“民為貴”等價值理念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言簡意賅，意蘊深遠，體現了深厚歷史文化積淀。
彰顯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和鮮明特色。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堅持胸懷天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重要外交理念，不斷為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貢獻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對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等中國外交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并通過進一步提煉和升華，成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思想旗幟，展現出守正創新的大國氣派、立己達人的世界情懷和開放包容的寬廣胸襟。
從實踐邏輯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全球治理變革貢獻關鍵性力量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既是理論創新，更是行動綱領，在加強國際組織建設、提升各領域全球治理水平等方面不斷展現出磅礴的實踐偉力。
堅定引領全球治理發展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寬廣全球視野、深邃戰略思維、博大領袖襟懷，深刻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和人類前途命運，多次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符合國際期待、順應歷史大勢的新理念新倡議新主張，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戰略引領。強調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倡導平等有序的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三個維度，為人類社會團結應對共同挑戰貢獻全面系統、操作性強的解決方案；從經濟、金融、貿易、數字、生態等五個方面，深刻闡述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張，呼吁建設合作型、穩定型、開放型、創新型、生態友好型世界經濟。
持續推動全球治理機制建設。在元首外交的引領下，中國支持和推動聯合國不斷改革完善，推動聯合國包括安理會更好履職盡責，更有效凝聚全球共識，動員全球資源，協調全球行動。支持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有普遍代表性的專業性國際組織發揮積極作用，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對話與合作機制，加強與東盟、非盟、阿盟、拉共體、歐盟等區域組織的對話合作。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實現歷史性擴員，倡導建立中國—中亞峰會、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等平臺，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融資機構。
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國際合作。中國加入了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和600多項國際公約及修正案；中國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和維和攤款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和解復交；堅持勸和促談大方向，為推動烏克蘭危機、朝核問題、巴以沖突等地區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發揮建設性作用；等等。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圍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凝聚更多共識，聯合全球南方國家共同發起“開放科學國際合作倡議”，推動完善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新疆域治理規則，為相關多邊議程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新時代新征程，要更加深刻理解和科學把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的思想內涵、理論品格，同時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既明白“為什么好”，又知道“該怎么用”，在百年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團結世界各國進步力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為實現路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民日報》2025年5月19日第9版，執筆：吳曉丹、王文起）
